午间的时候，沈既白去教室取落下的一支蘸水笔。
教室里没有人——该吃饭的去吃饭了，该午睡的去午睡了。
可桌面上留下了痕跡。
他走过第三排，看到了一张纸条。
不是留给他的——是两个学生之间传的。
纸条很小，折了两折，可折得不够紧，一角翘著，沈既白扫了一眼——纸上的字歪歪扭扭，铅笔写的。
“你觉著那个村庄是不是在说我们？”
底下有另一个人的字跡，也是铅笔的。
“胡说，那是战国时代的故事。”
再底下又换了字跡。
“战国时代哪个村庄这么穷？”
没有了。
到这里便断了。
沈既白把纸条搁回了原处，一角翘著的那头朝原来的方向摆好了。
他没有拿走。
他拿了蘸水笔，走出教室。
走廊上迎面碰到了两个女学生。
她们看到他，脚步齐齐顿了一下，然后九十度鞠躬。
“飞鸟先生好——”
“嗯。”
鞠躬之后她们没有立刻走。
两个人站在那里，互相推了一下胳膊肘——那种“你先说”“不你先说”的推法。
沈既白停了脚步。
“有话便说。”
推了半天，到底是左边那个先开了口——个子矮些，圆脸，刘海齐齐地剪在眉毛上方。
“先生——《七武士》——是您写的罢？”
“是。”
“我们——”她往旁边的同伴那里缩了半步。“我们想问一个问题。”
“问。”
“那个村庄——后来怎么样了？武士们来了之后——打贏了么？”
沈既白看著她们。
两张年轻的脸，十七八岁，脸上还带著没褪乾净的稚气。
“等下一期。”他说。
“先生——”右边那个忍不住了，她往前迈了半步，双手攥在身前。“那个瞎眼的武士——他是不是——”
“等下一期。”
她们到底没再追问，两个人又鞠了一躬，脚步飞快地往走廊那头去了，走出五六步，声音便飘了回来——压低了的、急切的。
“我就说——真的是先生写的——”
“那个村庄后面一定能贏的——七个武士呢——”
“可我总有感觉——那是悲剧——”
“悲剧？先生说过？”
“那倒没有……”
声音越来越远了，拐了弯，听不清了。
沈既白站在走廊中间，手里攥著那支蘸水笔。
三十几个学生，看了那份样刊的，少说有二十个。
二十个里头，读进去了的，十五个，十五个里头，读完之后心里头动了什么的——沈既白不知道具体几个——可从方才那两个女学生的问法来看，动了的不少。
她们问的是“村庄怎么样了”。
她们在意那些人。
这就够了。
一颗种子，撒下去了。
至於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抽枝——那不是他能管的事。
他管得了的，只有不停地撒。
下午第一节课开始之前，沈既白在教员室里批前几天布置的作业。
那份作业——“你学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收上来了也就四五份。
但交了的那些，他一份一份细细地翻著。
头几份和他预想的一样——“为国尽忠”“报效天皇”“成为帝国的军医，在前线救治勇士”——写法不同，意思却是一个。
直翻到第六份的时候，他的手停了。
纸上只有一行字。
是那个叫山口清子的女学生写的——上课时问过“病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衝突了怎么办”的那个。
她写的是——
“我还没想好，但我觉著这个问题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简单。”
沈既白不由得多看了几遍。
然后他从笔盒里拿出红笔来，在那行字的底下画了一道线。
他把这份单独放到了一边。
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是芥川龙一的。
字写得歪歪扭扭，可一个字一个字认下来，竟然写了满满一页。
沈既白读了。
不是套话，一句套话也没有。
芥川龙一在纸上写的是他父亲的事——写他小时候，父亲出征前一天晚上，在灶台前面给他和阿介炒了一碗蛋炒饭，那碗饭里打了三个蛋，是他们家能拿出来的全部。
父亲说，吃饱了，哥哥要照顾好妹妹，第二天人就走了。
然后他写了一句话，搁在末尾——
“我不知道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但我知道，如果有將死之人出现在我面前的话——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沈既白把这份也单独放到了一边。
两份。
这个数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三十几个人里出两个。
一个月后也许能出四个。
一个学期后也许能出八个。
够不够？
不够。
但他又想起了自己那天夜里躺在榻榻米上想的那句话——哪怕只剩一个。
一个就够了。
何况现在是两个。
下午的日头从窗外斜进来，照在教员室的地板上，光斑里浮著灰尘，慢悠悠地转。
沈既白把作业叠好了，正要收进抽屉里，走廊那头传来了脚步声。
教员室的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校长。
他今天穿的还是那件黑色的西式礼服，扣子在腹部照旧绷著，领结今天倒是正的。那张圆脸上掛著笑——可那笑和平时的不一样。
平时的笑是松的，宽的，堆在脸上不用力气的。
今天的笑是紧的。
校长清了清嗓子。
“飞鸟君。”
沈既白从椅子上站起来。
“有人找你。”校长往旁边让了半步，那张圆脸上的笑意更紧了——紧到皱纹都挤在了一处。
他把身后的人往前一让。
“这位是——从东京来的。”
灰色和服的人往前迈了一步，站到了沈既白面前。他没有鞠躬，也没有自报家门。他只是把右手从袖中抽出来，手里捏著一样东西。
一份《新小说》。
翻开的那一页，正是《七武士》第一回的第一行。
他开口了。
“飞鸟鸿先生。”
那人的手很稳，捏著《新小说》的那只手，五指修长，骨节匀称，拇指和食指之间有一层薄茧。
沈既白扫了一眼。
来人四十上下，身量高，肩阔而腰窄，灰色和服的料子是绢的，袖口收得紧，腰带系得低，不是町上那些商人的系法。
脸削瘦，颧骨撑著两块皮，下頷线条硬，颳得乾净，一根须也不留。
头髮束在脑后，用一根黑色的绳结著——不是时兴的西洋短髮，也不是武士传统的丁髷，不新不旧的，卡在两个时代的缝隙里。
最惹人注意的是他的腰。
腰间空的。
没有刀。
可那条腰带的左侧，绢布往內凹了一道浅浅的弧——那个弧度是长年掛著东西勒出来的，布料已经被压出了褶痕，洗也洗不掉。
沈既白在一息之间把这些细节收进了脑子里。
他的判断很快——这个人佩过刀，佩了很多年，后来不佩了。
废刀令。
明治九年颁布的，到如今已经二十四年了。
二十四年不带刀，可腰带上的印子还在。
“飞鸟君——这位是结城源之介先生。”
“从东京来的。”
教室里没有人——该吃饭的去吃饭了，该午睡的去午睡了。
可桌面上留下了痕跡。
他走过第三排，看到了一张纸条。
不是留给他的——是两个学生之间传的。
纸条很小，折了两折，可折得不够紧，一角翘著，沈既白扫了一眼——纸上的字歪歪扭扭，铅笔写的。
“你觉著那个村庄是不是在说我们？”
底下有另一个人的字跡，也是铅笔的。
“胡说，那是战国时代的故事。”
再底下又换了字跡。
“战国时代哪个村庄这么穷？”
没有了。
到这里便断了。
沈既白把纸条搁回了原处，一角翘著的那头朝原来的方向摆好了。
他没有拿走。
他拿了蘸水笔，走出教室。
走廊上迎面碰到了两个女学生。
她们看到他，脚步齐齐顿了一下，然后九十度鞠躬。
“飞鸟先生好——”
“嗯。”
鞠躬之后她们没有立刻走。
两个人站在那里，互相推了一下胳膊肘——那种“你先说”“不你先说”的推法。
沈既白停了脚步。
“有话便说。”
推了半天，到底是左边那个先开了口——个子矮些，圆脸，刘海齐齐地剪在眉毛上方。
“先生——《七武士》——是您写的罢？”
“是。”
“我们——”她往旁边的同伴那里缩了半步。“我们想问一个问题。”
“问。”
“那个村庄——后来怎么样了？武士们来了之后——打贏了么？”
沈既白看著她们。
两张年轻的脸，十七八岁，脸上还带著没褪乾净的稚气。
“等下一期。”他说。
“先生——”右边那个忍不住了，她往前迈了半步，双手攥在身前。“那个瞎眼的武士——他是不是——”
“等下一期。”
她们到底没再追问，两个人又鞠了一躬，脚步飞快地往走廊那头去了，走出五六步，声音便飘了回来——压低了的、急切的。
“我就说——真的是先生写的——”
“那个村庄后面一定能贏的——七个武士呢——”
“可我总有感觉——那是悲剧——”
“悲剧？先生说过？”
“那倒没有……”
声音越来越远了，拐了弯，听不清了。
沈既白站在走廊中间，手里攥著那支蘸水笔。
三十几个学生，看了那份样刊的，少说有二十个。
二十个里头，读进去了的，十五个，十五个里头，读完之后心里头动了什么的——沈既白不知道具体几个——可从方才那两个女学生的问法来看，动了的不少。
她们问的是“村庄怎么样了”。
她们在意那些人。
这就够了。
一颗种子，撒下去了。
至於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抽枝——那不是他能管的事。
他管得了的，只有不停地撒。
下午第一节课开始之前，沈既白在教员室里批前几天布置的作业。
那份作业——“你学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收上来了也就四五份。
但交了的那些，他一份一份细细地翻著。
头几份和他预想的一样——“为国尽忠”“报效天皇”“成为帝国的军医，在前线救治勇士”——写法不同，意思却是一个。
直翻到第六份的时候，他的手停了。
纸上只有一行字。
是那个叫山口清子的女学生写的——上课时问过“病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衝突了怎么办”的那个。
她写的是——
“我还没想好，但我觉著这个问题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简单。”
沈既白不由得多看了几遍。
然后他从笔盒里拿出红笔来，在那行字的底下画了一道线。
他把这份单独放到了一边。
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是芥川龙一的。
字写得歪歪扭扭，可一个字一个字认下来，竟然写了满满一页。
沈既白读了。
不是套话，一句套话也没有。
芥川龙一在纸上写的是他父亲的事——写他小时候，父亲出征前一天晚上，在灶台前面给他和阿介炒了一碗蛋炒饭，那碗饭里打了三个蛋，是他们家能拿出来的全部。
父亲说，吃饱了，哥哥要照顾好妹妹，第二天人就走了。
然后他写了一句话，搁在末尾——
“我不知道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但我知道，如果有將死之人出现在我面前的话——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沈既白把这份也单独放到了一边。
两份。
这个数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三十几个人里出两个。
一个月后也许能出四个。
一个学期后也许能出八个。
够不够？
不够。
但他又想起了自己那天夜里躺在榻榻米上想的那句话——哪怕只剩一个。
一个就够了。
何况现在是两个。
下午的日头从窗外斜进来，照在教员室的地板上，光斑里浮著灰尘，慢悠悠地转。
沈既白把作业叠好了，正要收进抽屉里，走廊那头传来了脚步声。
教员室的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校长。
他今天穿的还是那件黑色的西式礼服，扣子在腹部照旧绷著，领结今天倒是正的。那张圆脸上掛著笑——可那笑和平时的不一样。
平时的笑是松的，宽的，堆在脸上不用力气的。
今天的笑是紧的。
校长清了清嗓子。
“飞鸟君。”
沈既白从椅子上站起来。
“有人找你。”校长往旁边让了半步，那张圆脸上的笑意更紧了——紧到皱纹都挤在了一处。
他把身后的人往前一让。
“这位是——从东京来的。”
灰色和服的人往前迈了一步，站到了沈既白面前。他没有鞠躬，也没有自报家门。他只是把右手从袖中抽出来，手里捏著一样东西。
一份《新小说》。
翻开的那一页，正是《七武士》第一回的第一行。
他开口了。
“飞鸟鸿先生。”
那人的手很稳，捏著《新小说》的那只手，五指修长，骨节匀称，拇指和食指之间有一层薄茧。
沈既白扫了一眼。
来人四十上下，身量高，肩阔而腰窄，灰色和服的料子是绢的，袖口收得紧，腰带系得低，不是町上那些商人的系法。
脸削瘦，颧骨撑著两块皮，下頷线条硬，颳得乾净，一根须也不留。
头髮束在脑后，用一根黑色的绳结著——不是时兴的西洋短髮，也不是武士传统的丁髷，不新不旧的，卡在两个时代的缝隙里。
最惹人注意的是他的腰。
腰间空的。
没有刀。
可那条腰带的左侧，绢布往內凹了一道浅浅的弧——那个弧度是长年掛著东西勒出来的，布料已经被压出了褶痕，洗也洗不掉。
沈既白在一息之间把这些细节收进了脑子里。
他的判断很快——这个人佩过刀，佩了很多年，后来不佩了。
废刀令。
明治九年颁布的，到如今已经二十四年了。
二十四年不带刀，可腰带上的印子还在。
“飞鸟君——这位是结城源之介先生。”
“从东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