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阁老，不知你是从哪里听说那里有古蹟遗存？”
张主事忽然就问道。
他其实一直很好奇，魏阁老怎么会关心海外的古蹟遗存。
对此，魏广德没有扯什么听传教士所说的言论，现在大明虽然在宗教传播方面放开了一点口子，但也不是隨隨便便什么人都能进入大明传教。
这其中，早前开放壕镜，符合条件的夷人入籍，拿到大明户贴是一个重要原因。
大明对宗教信仰其实管理並不严格，只不过明朝因为对僧人不事生產而严格限制度牒外，其实不排除宗教人士。
西方的宗教，此前一直禁止传入，那是因为国內根本就没人信奉。
不过隨著越来越多传教士滯留壕镜几四大开放港口，一些国人接触到西方宗教后，也逐渐產生了信奉的意愿。
此外，壕镜那些获准入籍的葡人，也不愿意改变宗教信仰。
为此，大明就不得不考虑放开一些限制。
就比如允许传教士在港区传教，而利玛竇获准在京城传教，此外壕镜入籍葡人大量迁往南京，於是朝廷又给长期滯留壕镜的传教士罗明坚签发了路引，允许他到南京传教。
因为利玛竇的举荐，朝廷也允许罗明坚入职四夷馆，翻译西洋书籍。
实际上，罗明坚来华的时间比利玛竇还久，罗明坚算是利玛竇的引路人。
只不过在广东被限制无望后，利玛竇就跟著商船到了松江府，意外认识了松江商人徐思成，又收了徐光启做弟子，得以顺利拿到路引进入大明，成为进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
而罗明坚在壕镜，也因为壕镜商人卜加劳等人因为技术和財富，顺利成为第一批入籍大明的夷人，作为他们举荐的教士，得以准许隨他们前往南京。
壕镜商人为他托底，在南京买地建造教堂作为他们的道场。
朝廷不会因为他们信仰西方宗教就怎么样，选择听之任之，於是也就顺利拿到路引。
不过这个时候进入大明的传教士就这两位，魏广德自然不好说是听他们说的。
不过这也没关係，魏广德面对张主事的话只是微微一笑道：“早年我看《山海经》，其中就有记录黑人国的片段。
分別是不死民、黑齿国、雨师国以及劳民国，崑崙奴也来自那里，所以我自然好奇是否真有这黑人国。”
崑崙奴其实是对外夷的一个统称，倒不是一定就指的非洲人。
实际上，唐朝的崑崙奴来源极为广泛，包括东南亚的尼格利陀人、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以及经阿拉伯人转卖的非洲黑人。
基本上，捲髮和黑人就是判定崑崙奴的標准。
唐朝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崑崙奴与新罗婢並称贵族標配。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崑崙奴被大量运往大唐，於是就形成了一个群体，倒是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里人。
实际上，贩卖非洲黑人绝非欧洲人的专利，中东的阿拉伯人也曾经大肆贩卖过白奴和黑奴。
其中不少还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俞大猷不就从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半岛给魏广德买回来四个白奴，这个时期这样的人口买卖其实很常见。
当然，大明皇帝绝对不允许子民被人贩卖。
明朝对於人贩子的打击，那是非常凶残的。
普通拐卖主要判流放，一百棍子然后流放三千里戍边，搞残废乞討的直接凌迟处死，那是最高的刑罚。
如果还有更残忍的手段，怕是只有剥皮充草了。
哪像后世，那点刑罚感觉不是在禁止，而是在鼓励一样，轻飘飘的就揭过，丝毫不考虑受害家庭的灾难性影响，也难怪对法律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
实际上，维护一个和谐社会很简单，那就是严刑峻法，才能杜绝以身试法之事。
一味从轻处罚，那是对罪恶的放纵和支持。
“山海经？”
张主事一脸懵逼，他没想到魏阁老居然把那本天书和黑廝联繫到一起。
“是啊，我看大明周围，哪有那么多黑人国。
倒是那边人，多满足其条件。”
魏广德隨口说道。
《山海经》据说成书於战国至汉初，主体內容《五藏山经》所载山川、水道，如泰山、岷山、渭河、黄河等，可基本对应中国境內地理。
至於书中所述海外、大荒部份多含神话、传闻或认知边缘地带。
明朝读书人当然不会只看四书五经，杂书也看，看过山海经的读书人也不少，张主事也看过。
不过，魏广德貌似还是第一个把《山海经》的记载和真实的海外联繫起来的人。
“哦，下官明白了。
回礼部后，会让人多注意点西洋的风景，看是否有相对应的。”
其他都不用多说，张主事已经自己脑补出来。
首辅大人怀疑上古先贤可能去过海外，所以编撰出《山海经》。
虽然觉得有点不靠谱，但他也没必要说。
《山海经》里不是有记录长颈鹿，那东西还真就是在那里有，永乐年间郑和船队就从非洲把那东西运回来了。
想到这里，张主事已经以为自己明白了魏阁老的意思。
寻找海外古蹟，应该就是寻找先贤在海外留下的足跡。
那种锥状建筑，可能就是先贤在海外建立的类似坐標的东西，给后人探索用的，表示他们已经来过这里。
之后又隨意聊上几句，张主事注意到魏广德对聊天兴致缺缺，急忙告辞。
出了內阁，他还在寻思著回家把《山海经》再好好温习一遍，说不定能和海外什么东西对应上。
那以后上报，在魏阁老面前不就有了好印象。
上行下效就是这样，张主事自认为知道了魏阁老的喜好，所以投其所好。
你喜欢研究这些奇闻异事，那就给你找，然后报上来。
魏阁老高兴了，那自己以后升迁的机会也大。
做官，就是在有萝卜坑出来的时候，上面的大人物能想到你。
怎么让大人物想到你，那就看你怎么入人家的法眼。
只要进去了，以后有机会，自然就有抢坑的可能。
张主事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打通了晋升的通道，知道该如何討好首辅大人了。
一时间，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
一年的海外漂泊，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儿。
只要能帮助自己升官发財，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別人求都起不来的机会。
他还在內心暗自下了个决定，那就是保密。
这件事儿，给谁都不能说。
哼著小调，张主事迈著轻快的步伐走出宫门。
在他离开后，魏广德这才拿出礼部奏本，仔细看起来。
先前就问张主事海外见闻了，倒是没那心思放在礼部的公务上。
这会儿看起来，不多久眉头就微微皱起。
隨著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开始，朝堂官员已经逐渐觉察到內阁连续两任首辅都特別注重“革新”，喜欢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对积弊进行革除。
依旧是那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
既然看出首辅喜欢什么，下面的人自然绞尽脑汁要满足什么。
这不，隨著各地学堂中不断有学生培养出来，其中很明確的就是学生因为“悟性”差別，所以擅长非常杂。
於是礼部就有大聪明想到科举原本的模式，那就是分科。
科举制度產生於隋朝，在唐朝得到大力发展。
之后的宋元再到如今的大明，不过是逐渐演化完善而已。
唐代科举初成，但它还不是后世那种完全定型的模式。
那时除了进士科，还有明经、明法、明算等多种科目，考试內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也会考策论、诗赋和算术等。
到了宋代，科举进入全面扩张期。
朝廷更加重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减少门第对仕途的影响，是更强调“取士於公”，让读书成为改变命运的主渠道。
这也推动了社会上兴学、办学、刻书的热潮，大有打破门第的意思。
而在大明朝，科举走向高度制度化，考试內容和形式都更加固定，尤其是八股文的成型，使考试標准趋於统一。
明代科举的最大关键词就是“规范”，但规范也带来了极强的程式化。
读书人必须按照既定格式作答，才能在竞爭中胜出。
不过现在朝廷推动的各地学堂建设，大量学子开始出栏，他们自然对当前的科举並无太大优势。
其实，按照魏广德、张居正原本的设想，不过就是提高百姓的识字率，不过礼部觉得其中一些人或许因擅长学科不同，但却有可取之处。
於是，礼部试探性的给內阁上本，希望能够在现有科举制度外，增加明法和明算两科。
唐朝科举“明法科”主要考《唐律》七条、《令》三条，后期增考帖经，也就是律令条文默写和义问，就是法律原理阐释。
属於唐朝选拔司法与律政人才的途径，不过地位偏低，每科取士也很少。
而礼部则是希望恢復明法科的科举，允许秀才功名以上者报考该科。
取中者，可以安排在官府里专事律法事务，辅助主官进行判罚。
至於明算，因为通晓算经，自然会被安排做地方上財库一类的职位。
不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除了允许秀才报考外，各地学堂可以有一定举荐名额，也就是给农家子一个机会。
毕竟，对於学堂出身的学子，就算能拼过县试、府试，到院试大概率被絀落，拿不到秀才功名。
至於这恢復的明法和明算科，当然也不会搞什么乡试、殿试，搞的和进士一样。
只是考中之人，需要来京参与会试，上榜者可以得到八九品官职，在地方上担任副职。
奏疏里，把这项变革和改革胥吏制度联繫在一起，认为引入正经的读书人，可能对革除胥吏弊端有好处。
魏广德能够感觉到，这项措施如果推出，確实有好处。
那就是地方官府会逐渐走向专业化，最主要是地方官府的模式可能会大变。
毕竟，明算科和明法科的考生，是不会大量进入三法司和户部，而是大部分留地方使用。
这会让地方官府人员膨胀起来，就像后世一样，从小政府向大政府演化。
魏广德对这种选拔专业官员的提议，倒也能接受，但变化太大，他得好好琢磨琢磨。
为什么唐朝科举有那么多学科，但是到了中后期，自己就放弃了一些科目。
而到了宋朝，情况也是类似，虽然明法、明算有过恢復，但很快又没落了。
最主要的还是，除了进士科外，其他诸如秀才、明经这些科目，其实和进士科有一定重迭，而明法、明算偏专业，但考生起点和终点都很低。
礼部倒是注意到这点，所以选择让秀才和学堂荐生也可以参与这两门科举。
对应的，其实就是低品级这一关。
自然，愿意应试的人少，是一个原因。
而在朝廷眼里，算学是一种自然学科，这种科目出来的人，往往知识面非常狭窄，不擅长文词，缺少处理政务的能力，所以即使进入了仕途也很难获得成长。
而在明初，朱元璋设计的户籍制度要求子承父业，於是一些偏算学的家族往往都选择走阴阳家这一门，也就是算学和天文、占卜走到一起。
至於为什么这么演变，魏广德想想也能明白，那就是“统一思想”。
显然，科举的演变是和统治者政治逻辑有关係的。
他们认为这样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选拔官员。
用经学统一官员思想，降低治理成本。
只是这一套当面临西方技术衝击时，这套制度的致命短板就暴露出来了。
懂权者不諳实务，擅技者难入决策。
调整科举，还真不是一件小事儿，也不是他一个內阁阁臣能够决定的。
后世的经验教训他明白，但是却说不出来。
给万历皇帝讲工业革命，还是游说大臣支持文理並重？
“陈经邦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啊，提出问题，可这要解决还真麻烦。”
魏广德嘴里喃喃两句，隨即把文书收入袖中。
阁臣是不能把公文带出值房的，不过这也得看是谁。
高拱当年就因为带回家两本奏疏，就被满朝攻訐。
他魏广德带回去两本，估摸著就算在朝堂上传开，也不会有人拿此说事儿。
说穿了，大明朝堂上的风怎么吹，那是可以控制的。
之后，魏广德又写了条子，召集京中好友今晚到家里赴宴。
条子让芦布送出去，顺道告诉家里人，准备晚宴事宜。
“明算、明法.”(本章完)
张主事忽然就问道。
他其实一直很好奇，魏阁老怎么会关心海外的古蹟遗存。
对此，魏广德没有扯什么听传教士所说的言论，现在大明虽然在宗教传播方面放开了一点口子，但也不是隨隨便便什么人都能进入大明传教。
这其中，早前开放壕镜，符合条件的夷人入籍，拿到大明户贴是一个重要原因。
大明对宗教信仰其实管理並不严格，只不过明朝因为对僧人不事生產而严格限制度牒外，其实不排除宗教人士。
西方的宗教，此前一直禁止传入，那是因为国內根本就没人信奉。
不过隨著越来越多传教士滯留壕镜几四大开放港口，一些国人接触到西方宗教后，也逐渐產生了信奉的意愿。
此外，壕镜那些获准入籍的葡人，也不愿意改变宗教信仰。
为此，大明就不得不考虑放开一些限制。
就比如允许传教士在港区传教，而利玛竇获准在京城传教，此外壕镜入籍葡人大量迁往南京，於是朝廷又给长期滯留壕镜的传教士罗明坚签发了路引，允许他到南京传教。
因为利玛竇的举荐，朝廷也允许罗明坚入职四夷馆，翻译西洋书籍。
实际上，罗明坚来华的时间比利玛竇还久，罗明坚算是利玛竇的引路人。
只不过在广东被限制无望后，利玛竇就跟著商船到了松江府，意外认识了松江商人徐思成，又收了徐光启做弟子，得以顺利拿到路引进入大明，成为进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
而罗明坚在壕镜，也因为壕镜商人卜加劳等人因为技术和財富，顺利成为第一批入籍大明的夷人，作为他们举荐的教士，得以准许隨他们前往南京。
壕镜商人为他托底，在南京买地建造教堂作为他们的道场。
朝廷不会因为他们信仰西方宗教就怎么样，选择听之任之，於是也就顺利拿到路引。
不过这个时候进入大明的传教士就这两位，魏广德自然不好说是听他们说的。
不过这也没关係，魏广德面对张主事的话只是微微一笑道：“早年我看《山海经》，其中就有记录黑人国的片段。
分別是不死民、黑齿国、雨师国以及劳民国，崑崙奴也来自那里，所以我自然好奇是否真有这黑人国。”
崑崙奴其实是对外夷的一个统称，倒不是一定就指的非洲人。
实际上，唐朝的崑崙奴来源极为广泛，包括东南亚的尼格利陀人、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以及经阿拉伯人转卖的非洲黑人。
基本上，捲髮和黑人就是判定崑崙奴的標准。
唐朝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崑崙奴与新罗婢並称贵族標配。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崑崙奴被大量运往大唐，於是就形成了一个群体，倒是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里人。
实际上，贩卖非洲黑人绝非欧洲人的专利，中东的阿拉伯人也曾经大肆贩卖过白奴和黑奴。
其中不少还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俞大猷不就从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半岛给魏广德买回来四个白奴，这个时期这样的人口买卖其实很常见。
当然，大明皇帝绝对不允许子民被人贩卖。
明朝对於人贩子的打击，那是非常凶残的。
普通拐卖主要判流放，一百棍子然后流放三千里戍边，搞残废乞討的直接凌迟处死，那是最高的刑罚。
如果还有更残忍的手段，怕是只有剥皮充草了。
哪像后世，那点刑罚感觉不是在禁止，而是在鼓励一样，轻飘飘的就揭过，丝毫不考虑受害家庭的灾难性影响，也难怪对法律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
实际上，维护一个和谐社会很简单，那就是严刑峻法，才能杜绝以身试法之事。
一味从轻处罚，那是对罪恶的放纵和支持。
“山海经？”
张主事一脸懵逼，他没想到魏阁老居然把那本天书和黑廝联繫到一起。
“是啊，我看大明周围，哪有那么多黑人国。
倒是那边人，多满足其条件。”
魏广德隨口说道。
《山海经》据说成书於战国至汉初，主体內容《五藏山经》所载山川、水道，如泰山、岷山、渭河、黄河等，可基本对应中国境內地理。
至於书中所述海外、大荒部份多含神话、传闻或认知边缘地带。
明朝读书人当然不会只看四书五经，杂书也看，看过山海经的读书人也不少，张主事也看过。
不过，魏广德貌似还是第一个把《山海经》的记载和真实的海外联繫起来的人。
“哦，下官明白了。
回礼部后，会让人多注意点西洋的风景，看是否有相对应的。”
其他都不用多说，张主事已经自己脑补出来。
首辅大人怀疑上古先贤可能去过海外，所以编撰出《山海经》。
虽然觉得有点不靠谱，但他也没必要说。
《山海经》里不是有记录长颈鹿，那东西还真就是在那里有，永乐年间郑和船队就从非洲把那东西运回来了。
想到这里，张主事已经以为自己明白了魏阁老的意思。
寻找海外古蹟，应该就是寻找先贤在海外留下的足跡。
那种锥状建筑，可能就是先贤在海外建立的类似坐標的东西，给后人探索用的，表示他们已经来过这里。
之后又隨意聊上几句，张主事注意到魏广德对聊天兴致缺缺，急忙告辞。
出了內阁，他还在寻思著回家把《山海经》再好好温习一遍，说不定能和海外什么东西对应上。
那以后上报，在魏阁老面前不就有了好印象。
上行下效就是这样，张主事自认为知道了魏阁老的喜好，所以投其所好。
你喜欢研究这些奇闻异事，那就给你找，然后报上来。
魏阁老高兴了，那自己以后升迁的机会也大。
做官，就是在有萝卜坑出来的时候，上面的大人物能想到你。
怎么让大人物想到你，那就看你怎么入人家的法眼。
只要进去了，以后有机会，自然就有抢坑的可能。
张主事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打通了晋升的通道，知道该如何討好首辅大人了。
一时间，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
一年的海外漂泊，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儿。
只要能帮助自己升官发財，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別人求都起不来的机会。
他还在內心暗自下了个决定，那就是保密。
这件事儿，给谁都不能说。
哼著小调，张主事迈著轻快的步伐走出宫门。
在他离开后，魏广德这才拿出礼部奏本，仔细看起来。
先前就问张主事海外见闻了，倒是没那心思放在礼部的公务上。
这会儿看起来，不多久眉头就微微皱起。
隨著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开始，朝堂官员已经逐渐觉察到內阁连续两任首辅都特別注重“革新”，喜欢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对积弊进行革除。
依旧是那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
既然看出首辅喜欢什么，下面的人自然绞尽脑汁要满足什么。
这不，隨著各地学堂中不断有学生培养出来，其中很明確的就是学生因为“悟性”差別，所以擅长非常杂。
於是礼部就有大聪明想到科举原本的模式，那就是分科。
科举制度產生於隋朝，在唐朝得到大力发展。
之后的宋元再到如今的大明，不过是逐渐演化完善而已。
唐代科举初成，但它还不是后世那种完全定型的模式。
那时除了进士科，还有明经、明法、明算等多种科目，考试內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也会考策论、诗赋和算术等。
到了宋代，科举进入全面扩张期。
朝廷更加重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减少门第对仕途的影响，是更强调“取士於公”，让读书成为改变命运的主渠道。
这也推动了社会上兴学、办学、刻书的热潮，大有打破门第的意思。
而在大明朝，科举走向高度制度化，考试內容和形式都更加固定，尤其是八股文的成型，使考试標准趋於统一。
明代科举的最大关键词就是“规范”，但规范也带来了极强的程式化。
读书人必须按照既定格式作答，才能在竞爭中胜出。
不过现在朝廷推动的各地学堂建设，大量学子开始出栏，他们自然对当前的科举並无太大优势。
其实，按照魏广德、张居正原本的设想，不过就是提高百姓的识字率，不过礼部觉得其中一些人或许因擅长学科不同，但却有可取之处。
於是，礼部试探性的给內阁上本，希望能够在现有科举制度外，增加明法和明算两科。
唐朝科举“明法科”主要考《唐律》七条、《令》三条，后期增考帖经，也就是律令条文默写和义问，就是法律原理阐释。
属於唐朝选拔司法与律政人才的途径，不过地位偏低，每科取士也很少。
而礼部则是希望恢復明法科的科举，允许秀才功名以上者报考该科。
取中者，可以安排在官府里专事律法事务，辅助主官进行判罚。
至於明算，因为通晓算经，自然会被安排做地方上財库一类的职位。
不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除了允许秀才报考外，各地学堂可以有一定举荐名额，也就是给农家子一个机会。
毕竟，对於学堂出身的学子，就算能拼过县试、府试，到院试大概率被絀落，拿不到秀才功名。
至於这恢復的明法和明算科，当然也不会搞什么乡试、殿试，搞的和进士一样。
只是考中之人，需要来京参与会试，上榜者可以得到八九品官职，在地方上担任副职。
奏疏里，把这项变革和改革胥吏制度联繫在一起，认为引入正经的读书人，可能对革除胥吏弊端有好处。
魏广德能够感觉到，这项措施如果推出，確实有好处。
那就是地方官府会逐渐走向专业化，最主要是地方官府的模式可能会大变。
毕竟，明算科和明法科的考生，是不会大量进入三法司和户部，而是大部分留地方使用。
这会让地方官府人员膨胀起来，就像后世一样，从小政府向大政府演化。
魏广德对这种选拔专业官员的提议，倒也能接受，但变化太大，他得好好琢磨琢磨。
为什么唐朝科举有那么多学科，但是到了中后期，自己就放弃了一些科目。
而到了宋朝，情况也是类似，虽然明法、明算有过恢復，但很快又没落了。
最主要的还是，除了进士科外，其他诸如秀才、明经这些科目，其实和进士科有一定重迭，而明法、明算偏专业，但考生起点和终点都很低。
礼部倒是注意到这点，所以选择让秀才和学堂荐生也可以参与这两门科举。
对应的，其实就是低品级这一关。
自然，愿意应试的人少，是一个原因。
而在朝廷眼里，算学是一种自然学科，这种科目出来的人，往往知识面非常狭窄，不擅长文词，缺少处理政务的能力，所以即使进入了仕途也很难获得成长。
而在明初，朱元璋设计的户籍制度要求子承父业，於是一些偏算学的家族往往都选择走阴阳家这一门，也就是算学和天文、占卜走到一起。
至於为什么这么演变，魏广德想想也能明白，那就是“统一思想”。
显然，科举的演变是和统治者政治逻辑有关係的。
他们认为这样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选拔官员。
用经学统一官员思想，降低治理成本。
只是这一套当面临西方技术衝击时，这套制度的致命短板就暴露出来了。
懂权者不諳实务，擅技者难入决策。
调整科举，还真不是一件小事儿，也不是他一个內阁阁臣能够决定的。
后世的经验教训他明白，但是却说不出来。
给万历皇帝讲工业革命，还是游说大臣支持文理並重？
“陈经邦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啊，提出问题，可这要解决还真麻烦。”
魏广德嘴里喃喃两句，隨即把文书收入袖中。
阁臣是不能把公文带出值房的，不过这也得看是谁。
高拱当年就因为带回家两本奏疏，就被满朝攻訐。
他魏广德带回去两本，估摸著就算在朝堂上传开，也不会有人拿此说事儿。
说穿了，大明朝堂上的风怎么吹，那是可以控制的。
之后，魏广德又写了条子，召集京中好友今晚到家里赴宴。
条子让芦布送出去，顺道告诉家里人，准备晚宴事宜。
“明算、明法.”(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