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靖回到家中，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胡氏端了饭菜上来，他照常吃了，又问了问范继学今日认了几个字，然后便一个人进了书房，把门掩上了。
书房里没有点灯。窗外的暮色一点一点地漫进来，將桌上的笔墨纸砚都染成了灰扑扑的一片。范靖坐在椅子上，没有翻书，也没有铺纸，只是安安静静地坐著。
白天在工部廊道上听到的那两个字，此刻又浮了上来——声音极轻，极低，却像一根针，一直扎在那里。
幸臣。
范靖在心里把这两个字翻来覆去地咀嚼了几遍，忽然无声地笑了一下。
他想，其实人家说得也没错。自己可不就是幸臣吗？幸是偏爱的意思，幸臣在字面上直接的意思不就是得到了君王的偏爱的臣子吗？
他范靖一个广东乡下的教书匠，天子亲自存问，让他来参加科举，这不是偏爱，什么是偏爱？
他一个三甲的同进士，可以给“如夫人”当上联的功名，要不是天子偏爱，自己现在应该已经在宣城县的衙门里审田產纠纷了。是天子把他从成百个三甲同进士里挑了出来，让他一个本该外放知县的人直接留京做了六品主事。是正德皇帝三番两次地召见他，向他垂询军国大事，听他说那些在別人看来离经叛道的胡话。是天子许他隨时上书，让他一个小小的虞衡司主事有了直达天听的特权。
这不是幸，什么是幸？
受到天子这样的偏爱的臣子，不是幸臣还是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把目光投向窗外那棵光禿禿的槐树。夜色已经彻底黑透了，窗外的槐树只剩下一个黑魆魆的轮廓。
他想起《孟子》里的一段话。孟子说，国君看待臣子如同手足，那么臣子看待国君就如同腹心；国君看待臣子如同犬马，那么臣子看待国君就如同路人；国君看待臣子如同草芥，那么臣子看待国君就如同寇讎。士大夫对天子的忠诚，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天子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天子以寻常人待我，我以寻常人报之。这是圣人的教诲，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那么，正德皇帝是怎么待他的？
范靖把这个问题在心里问了一遍，然后自己给出了答案。
刘备对诸葛亮“三顾臣於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也不过如此了吧。
正德皇帝或许在別人眼里是个荒唐天子，或许在史书上已经被预定了一个“昏君”的名声，但对他范靖，確实是国士之遇。
国士之遇，当以国士报之。这是圣人都挑不出毛病的道理。光是这一点，他就没有別的路可以走。哪怕正德皇帝真的是个大昏君，他范靖也得站在皇帝这边——不是因为皇帝是对的，而是因为皇帝对他有恩。如果他不站在皇帝这边，不用等別人来骂，他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可是站到皇帝这边，就意味著站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这也许正是正德皇帝想要的。正德皇帝之前用內监和文官们斗，结果，刘瑾的倒台，就意味著这一路线的失败。
而且这一路线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另外拉起一个系统是非常消耗资源的。在已经有了一套系统在消耗资源的前提下，试图另外拉一个系统起来，消耗的资源从哪里来？自然只能是“苦一苦百姓，骂名由太监来背”了。
只可惜老百姓並不愿意做“安安饿殍”，这么搞，自然就是“民不堪命”，就是“水则覆舟”了。刘六刘七之事，就和这个路线密不可分。
所以如今正德皇帝试图拉拢军队，军队系统是原本就存在的，但军队系统本来就弱势，而且也管不到钱粮上面去。真的要让他们能管著钱粮了，那问题比不听话的文官可大多了。
所以最好是有文官系统內的人，愿意站到自己这边，最好是还能有號召力，能拉拢一批人站到自己这边。范靖有大儒之名，正是做这个事情的好人选。
正德皇帝之后登基的嘉靖皇帝就是这样乾的，而且干得不错，所以他到真是一直大权在握。只是正德皇帝上台的时候还太年轻太幼稚，还没想到这样的办法，等他发现太监路线走不通了的时候，他和文官的对立已经严重到很难再玩这样的一手了。他现在想到这一手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范靖白天进工部衙门时背后那些目光，廊道上那声“幸臣”，不过是冰山一角。正德皇帝与文官的关係已经不能用“紧张”来形容了——那是积怨。陛下不喜欢上朝，和內阁，和六部的关係都相当紧张。他喜欢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文官们不希望他做的。
正德皇帝任用內臣监军，把京营的兵权交给江彬这样的人。正德皇帝自封大庆法王，把文官们气得七窍生烟。正德皇帝每逢大祀，总找各种理由推脱不去；正经的经筵停了不上，学起那些蛮夷的东西来，倒是很来劲。
这些事范靖心里都清楚。他也清楚，站在正德皇帝这一边，对他来说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会被文官们视为叛徒——一个读圣贤书的人，不站在士大夫这边，却站在太监和边將那一边，这不是叛徒是什么？意味著將来有一天，等正德皇帝不在了，新君继位，內阁翻盘，他范靖的名字就会被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他上辈子读史书，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站错了队，最后被写进了《奸臣传》。有些人確实该进，但有些人，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
比如说章惇。他想起了这个名字。王安石的得力干將，熙寧变法的中流砥柱。王安石罢相之后，章惇独力支撑新法，与旧党斗了十几年。此人一生廉洁奉公，而且功勋卓著，连苏軾都说过章惇是个能臣。
在哲宗皇帝病逝后，他明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想把端王推上皇位，这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大势了。只要他跟著点头，那保全宰相的体面退下去的机会还是有的。但他还是站出来，说了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王天下！”而后世的歷史也证明了他的眼光的確是精准。就他在宰相位置上的这些表现，古之名臣，亦不过如是了。
可就因为他是新党，因为他在政治上站错了队——不对，应该说是因为他站的那一队最后输了——他就进了《奸臣传》。千年以降，人人读《奸臣传》，都要对著章惇的名字骂一声奸臣。这叫眾口鑠金，积毁销骨。
如果他也站错了队，等將来编撰明史的时候，他的传记旁边会不会也写著“奸臣”两个字？范靖想到这里，忽然觉得很荒谬。他上辈子在金融公司打工，连部门经理都没当过，这辈子居然要操心自己能不能进《奸臣传》了。
但真正让他担心的，还不是《奸臣传》。
他担心的是他的学问。
他的格物之学——从放大镜到千里镜，从光路图到力学三定律，从“现象→猜想→演绎→验证”到那两卷还没写完的《数学》和《力学》——这些东西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真正属於他自己的东西。他教出了陈恪、韩立、沈璟，他在滁州和王阳明辩了两年，他把自己的学问写在纸上，传到了江南、京师、岭南。这套东西能不能传下去，能不能在后世生根发芽，是他这辈子唯一真正在乎的事情。
王安石的前车之鑑就在眼前。新学当年何等辉煌？王安石执政时，新学是官学，《三经新义》是科举的標准教材，天下读书人都在学新学。可王安石一倒，新学就完了。旧党一上台，新学被逐出官学，被废除功令，《三经新义》被烧的烧禁的禁，几十年后，连一本完整的《三经新义》都找不到。一门学问，因为和政治绑得太紧，因为它的创立者在政治上失败了，就这么被连根拔了。
他的格物之学，会不会也落得这个下场？
如果他现在后退，还来得及。正德皇帝没有逼他站队，是他自己选择了站在皇帝这边。如果他从现在开始低调做人，少往豹房跑，少上书言事，专心在虞衡司做他的技术官僚，文官们虽然会看不起他，但至少不会把他当成眼中钉。这样他的学问也许能保住——至少不会因为政治上的牵连而被毁禁。
但如果他选择第二条路——坚定地站在正德皇帝身边，帮著他对付朝廷，帮著他完成他成为真正帝王的志向——那他的前途和命运，就彻底和这位荒唐天子绑在了一起。皇帝贏了，他便是元勛，他的学问便是国朝正学，天下传****输了，他便是章惇第二，他的学问便是新学第二，被扫进歷史的垃圾堆里，连一个註解都不会留下。
范靖把这两条路的利弊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算了好几遍，算到最后，忽然笑了。
他想起了“老大哥”。那位性情恶劣的主神，那位喜欢玩不教而诛的“老大哥”。他的任务是穿越到各种小说里搞崩故事，搞崩得越厉害，奖励就越高。他要是这个时候后退了，选择明哲保身，选择做个规规矩矩的技术官僚，那故事还有什么可崩的？老大哥在上面看著，怕是要打哈欠了。
老大哥把他丟进这个时代，丟到这个时代最好玩的正德皇帝身边，给了他一个能直达天听的特权，难道是为了看他苟全性命？老大哥喜欢看的一直都是在作死的界线上的舞蹈，他要是真的不作死，那才真是会死——谁知道到时候老大哥会弄出什么东西来整治他？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深秋的冷风一下子灌了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哗啦啦地翻了几页。月亮已经升到了半空，清冷冷的月光洒在院子里，像是下了一层霜。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窗户重新关上，走到桌前，拿起笔，铺开一张空白的纸。
既然没有选择，那就不要选了。该做什么，便做什么。
书房里没有点灯。窗外的暮色一点一点地漫进来，將桌上的笔墨纸砚都染成了灰扑扑的一片。范靖坐在椅子上，没有翻书，也没有铺纸，只是安安静静地坐著。
白天在工部廊道上听到的那两个字，此刻又浮了上来——声音极轻，极低，却像一根针，一直扎在那里。
幸臣。
范靖在心里把这两个字翻来覆去地咀嚼了几遍，忽然无声地笑了一下。
他想，其实人家说得也没错。自己可不就是幸臣吗？幸是偏爱的意思，幸臣在字面上直接的意思不就是得到了君王的偏爱的臣子吗？
他范靖一个广东乡下的教书匠，天子亲自存问，让他来参加科举，这不是偏爱，什么是偏爱？
他一个三甲的同进士，可以给“如夫人”当上联的功名，要不是天子偏爱，自己现在应该已经在宣城县的衙门里审田產纠纷了。是天子把他从成百个三甲同进士里挑了出来，让他一个本该外放知县的人直接留京做了六品主事。是正德皇帝三番两次地召见他，向他垂询军国大事，听他说那些在別人看来离经叛道的胡话。是天子许他隨时上书，让他一个小小的虞衡司主事有了直达天听的特权。
这不是幸，什么是幸？
受到天子这样的偏爱的臣子，不是幸臣还是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把目光投向窗外那棵光禿禿的槐树。夜色已经彻底黑透了，窗外的槐树只剩下一个黑魆魆的轮廓。
他想起《孟子》里的一段话。孟子说，国君看待臣子如同手足，那么臣子看待国君就如同腹心；国君看待臣子如同犬马，那么臣子看待国君就如同路人；国君看待臣子如同草芥，那么臣子看待国君就如同寇讎。士大夫对天子的忠诚，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天子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天子以寻常人待我，我以寻常人报之。这是圣人的教诲，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那么，正德皇帝是怎么待他的？
范靖把这个问题在心里问了一遍，然后自己给出了答案。
刘备对诸葛亮“三顾臣於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也不过如此了吧。
正德皇帝或许在別人眼里是个荒唐天子，或许在史书上已经被预定了一个“昏君”的名声，但对他范靖，確实是国士之遇。
国士之遇，当以国士报之。这是圣人都挑不出毛病的道理。光是这一点，他就没有別的路可以走。哪怕正德皇帝真的是个大昏君，他范靖也得站在皇帝这边——不是因为皇帝是对的，而是因为皇帝对他有恩。如果他不站在皇帝这边，不用等別人来骂，他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可是站到皇帝这边，就意味著站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这也许正是正德皇帝想要的。正德皇帝之前用內监和文官们斗，结果，刘瑾的倒台，就意味著这一路线的失败。
而且这一路线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另外拉起一个系统是非常消耗资源的。在已经有了一套系统在消耗资源的前提下，试图另外拉一个系统起来，消耗的资源从哪里来？自然只能是“苦一苦百姓，骂名由太监来背”了。
只可惜老百姓並不愿意做“安安饿殍”，这么搞，自然就是“民不堪命”，就是“水则覆舟”了。刘六刘七之事，就和这个路线密不可分。
所以如今正德皇帝试图拉拢军队，军队系统是原本就存在的，但军队系统本来就弱势，而且也管不到钱粮上面去。真的要让他们能管著钱粮了，那问题比不听话的文官可大多了。
所以最好是有文官系统內的人，愿意站到自己这边，最好是还能有號召力，能拉拢一批人站到自己这边。范靖有大儒之名，正是做这个事情的好人选。
正德皇帝之后登基的嘉靖皇帝就是这样乾的，而且干得不错，所以他到真是一直大权在握。只是正德皇帝上台的时候还太年轻太幼稚，还没想到这样的办法，等他发现太监路线走不通了的时候，他和文官的对立已经严重到很难再玩这样的一手了。他现在想到这一手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范靖白天进工部衙门时背后那些目光，廊道上那声“幸臣”，不过是冰山一角。正德皇帝与文官的关係已经不能用“紧张”来形容了——那是积怨。陛下不喜欢上朝，和內阁，和六部的关係都相当紧张。他喜欢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文官们不希望他做的。
正德皇帝任用內臣监军，把京营的兵权交给江彬这样的人。正德皇帝自封大庆法王，把文官们气得七窍生烟。正德皇帝每逢大祀，总找各种理由推脱不去；正经的经筵停了不上，学起那些蛮夷的东西来，倒是很来劲。
这些事范靖心里都清楚。他也清楚，站在正德皇帝这一边，对他来说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会被文官们视为叛徒——一个读圣贤书的人，不站在士大夫这边，却站在太监和边將那一边，这不是叛徒是什么？意味著將来有一天，等正德皇帝不在了，新君继位，內阁翻盘，他范靖的名字就会被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他上辈子读史书，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站错了队，最后被写进了《奸臣传》。有些人確实该进，但有些人，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
比如说章惇。他想起了这个名字。王安石的得力干將，熙寧变法的中流砥柱。王安石罢相之后，章惇独力支撑新法，与旧党斗了十几年。此人一生廉洁奉公，而且功勋卓著，连苏軾都说过章惇是个能臣。
在哲宗皇帝病逝后，他明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想把端王推上皇位，这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大势了。只要他跟著点头，那保全宰相的体面退下去的机会还是有的。但他还是站出来，说了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王天下！”而后世的歷史也证明了他的眼光的確是精准。就他在宰相位置上的这些表现，古之名臣，亦不过如是了。
可就因为他是新党，因为他在政治上站错了队——不对，应该说是因为他站的那一队最后输了——他就进了《奸臣传》。千年以降，人人读《奸臣传》，都要对著章惇的名字骂一声奸臣。这叫眾口鑠金，积毁销骨。
如果他也站错了队，等將来编撰明史的时候，他的传记旁边会不会也写著“奸臣”两个字？范靖想到这里，忽然觉得很荒谬。他上辈子在金融公司打工，连部门经理都没当过，这辈子居然要操心自己能不能进《奸臣传》了。
但真正让他担心的，还不是《奸臣传》。
他担心的是他的学问。
他的格物之学——从放大镜到千里镜，从光路图到力学三定律，从“现象→猜想→演绎→验证”到那两卷还没写完的《数学》和《力学》——这些东西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真正属於他自己的东西。他教出了陈恪、韩立、沈璟，他在滁州和王阳明辩了两年，他把自己的学问写在纸上，传到了江南、京师、岭南。这套东西能不能传下去，能不能在后世生根发芽，是他这辈子唯一真正在乎的事情。
王安石的前车之鑑就在眼前。新学当年何等辉煌？王安石执政时，新学是官学，《三经新义》是科举的標准教材，天下读书人都在学新学。可王安石一倒，新学就完了。旧党一上台，新学被逐出官学，被废除功令，《三经新义》被烧的烧禁的禁，几十年后，连一本完整的《三经新义》都找不到。一门学问，因为和政治绑得太紧，因为它的创立者在政治上失败了，就这么被连根拔了。
他的格物之学，会不会也落得这个下场？
如果他现在后退，还来得及。正德皇帝没有逼他站队，是他自己选择了站在皇帝这边。如果他从现在开始低调做人，少往豹房跑，少上书言事，专心在虞衡司做他的技术官僚，文官们虽然会看不起他，但至少不会把他当成眼中钉。这样他的学问也许能保住——至少不会因为政治上的牵连而被毁禁。
但如果他选择第二条路——坚定地站在正德皇帝身边，帮著他对付朝廷，帮著他完成他成为真正帝王的志向——那他的前途和命运，就彻底和这位荒唐天子绑在了一起。皇帝贏了，他便是元勛，他的学问便是国朝正学，天下传****输了，他便是章惇第二，他的学问便是新学第二，被扫进歷史的垃圾堆里，连一个註解都不会留下。
范靖把这两条路的利弊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算了好几遍，算到最后，忽然笑了。
他想起了“老大哥”。那位性情恶劣的主神，那位喜欢玩不教而诛的“老大哥”。他的任务是穿越到各种小说里搞崩故事，搞崩得越厉害，奖励就越高。他要是这个时候后退了，选择明哲保身，选择做个规规矩矩的技术官僚，那故事还有什么可崩的？老大哥在上面看著，怕是要打哈欠了。
老大哥把他丟进这个时代，丟到这个时代最好玩的正德皇帝身边，给了他一个能直达天听的特权，难道是为了看他苟全性命？老大哥喜欢看的一直都是在作死的界线上的舞蹈，他要是真的不作死，那才真是会死——谁知道到时候老大哥会弄出什么东西来整治他？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深秋的冷风一下子灌了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哗啦啦地翻了几页。月亮已经升到了半空，清冷冷的月光洒在院子里，像是下了一层霜。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窗户重新关上，走到桌前，拿起笔，铺开一张空白的纸。
既然没有选择，那就不要选了。该做什么，便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