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產品还是作品
哈丽特·门罗创办《诗歌》的时候。
是以惠特曼的诗句“要有伟大的诗人,必先有伟大的读者”为杂誌格言。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提升诗歌的艺术地位,以及提升公眾对诗歌的关注度为方针在审稿。
永远不会在审稿过程中掺杂个人偏见与流派偏见,喜欢的稿件是偏大眾一点的。
而乔治·狄龙就不一样了。
乔治·狄龙作为一个学院派诗人,创作风格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注重在格律、意象方面的运用。
当然,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
在21岁时就出版了首部诗集《风中少年》,获得《日晷》杂誌的高度评价。
——《日暑》是创刊於1840年7月的超验主义运动刊物,刊登过爱默生、梭罗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在1920年代时的主编“玛丽安娜·穆尔”,后来还成为了《诗歌》的核心作者。与《诗歌》杂誌一样,都是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手。
在《风中少年》之后,乔治·狄龙在25岁,也就是1931年时发表了诗集《开花的石头》,並以此获得了次年的普立兹奖与古根海姆奖学金。
不过,乔治·狄龙虽然也擅长抒情、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
但在遣词造句方面,却比恩尼要华丽、考究的多。
例如他在《开花的石头》中的代表诗篇:
《致失败者》—一且让孤独缄默不言,若要詰问你所失的一切,就去责怪风吧。
《无法忍受的美》—一她的身躯似由,火焰与雪交织而成。我暗想,纵使心跳有朝一日停止,这般光景,也会永存於我记忆之中。
《黎明的问候》——囚於牢笼的意识,醒来吧:此刻你正飢肠轆轆。你曾饱食大地的果实,也曾遍尝天上地下的滋味。
当然,乔治·狄龙的诗歌,优点是很明显的,在情感与文学性的表达上毋庸置疑很优秀。
但正是如此,他的诗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够大眾。
平常阅读他的诗歌的人,都是精英阶层或是知识分子,他所使用的那些晦涩的意象,以及较高的审美门槛,让很多普通民眾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诗歌。
而且他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也比较私人,都是表达自己的情绪,简单点说就是“不接地气”,无法让民眾產生共情。
也正是这些原因,让《诗歌》杂誌在美国民间的影响力一直很难扩散出去。
此时。
容貌秀气,浓眉大眼,身形有些瘦削的乔治·狄龙,正伏案在桌前,撰写对於《从前慢》这首诗歌的评论。
如果从他的本意出发,的確只是一篇评论而已;可从他的用词出发,就更倾向於是抨击了。
简单的一个字来说—他认为这首《从前慢》很“俗”,可以说是俗不可耐o
什么“长街黑暗无人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都是技法、意象极为拙劣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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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被奉为金句的“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有种19世纪廉价妓女的美,所谓的审美门槛低就代表著一种廉价的迎合。
如果一首诗歌让普罗大眾都能读懂,在他看来就是俗气、廉价到了极致。
他的印象中,能让所有人都无门槛接受的,就只有被人蔑视的涩情小说。
而这首《从前慢》,显然也能归为这一类。
毫无文学性,字里行间都充斥著取悦公眾的廉价与娱乐性。
与此同时。
在乔治·狄龙撰写评论的时候。
同样在诗歌领域声誉不菲的《肯庸评论》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
位於俄亥俄州甘比尔镇的《肯庸评论》编辑部。
《肯庸评论》的主编约翰·克罗·兰塞姆,也因为久仰“恩尼·里瑟”的大名,阅读了其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诗歌。
与《诗歌》相比起来,《肯庸评论》这本杂誌更是学院派中的学院派。
1939年,作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约翰·克罗·兰塞姆在肯庸学院创办了这本文学期刊。
肯庸学院是美国一所私立文理学院,成立於1842年,也可以唤做“凯尼恩学院”,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卓越声誉。
在全美文理学院中位列前茅,最佳文理学院本科教育中位列第12位。
毕业的学生往往都能前往世界著名公司任职,例如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宝洁公司等。
1939年的时候,兰塞姆正在肯庸学院中任职,由於厌恶美国文学界彼时的印象式批评与意识形態化写作。
所以以“新批评”理论为核心,创办了《肯庸评论》这本刊物,在早期依靠学院资金与私人捐赠运转。
而所谓的“新批评派”,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解释—一就是拋开一切外部因素,死磕文字本身。
也就是说,拋开作者生平、读者感受、时代背景等所有附加的东西,只分析一部作品的本身。
具体实践起来,就是只盯著语言的张力、讽刺、意象、隱喻这些细节,不用去理会作者当时在想著什么,也不用管读者有没有被作品感动哭什么的。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编辑、诗人、评论家,约翰·克罗·兰塞姆是颇具权威的。
在1959年退休后仍活跃於文学界,並在1966年时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1973年时获得诺奖提名,一生中获奖眾多。
不过,作为一个学院派的诗人、评论家,他也存在著审美上的偏见。
他最为主张的一点就是—一诗歌审美应该拒绝功利性与通俗化表达,诗歌的本质是对“世界本体”的认知,而非情感的宣泄、道德的说教或大眾的娱乐。
因此,他认为诗歌应当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
要是一首诗歌过於通俗、贴近大眾生活、传递共通的情感的话,就完全缺乏诗歌本体的深度。
这种诗歌就只能算作“產品”,而不是“作品”,只能算是充满功利性、功能性的文字,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如果非要比喻的话。
约翰·克罗·兰塞姆认为诗歌就跟衣服一样,最简单、最物美价廉的衣服,自然是公眾的最爱。
可在时装评选上,这种衣服能算是真正具备美感的衣服吗?
答案是完全不能。
所以,一首诗歌若是过於通俗与简单,就跟最物美价廉的衣服一样,完全缺乏了深度与质感。
很显然,《从前慢》这首诗歌完全是戳中了所有让约翰·克罗·兰塞姆不爽的点。
他承认,恩尼·里瑟在通俗小说与纪实文学方面具备著才华。
但诗歌简直是写得一塌糊涂!
最让他感到愤慨的是,偏偏有很多的民眾完全看在恩尼·里瑟的名气上去阅读了这首诗歌,並为这首诗歌而著迷。
简直是对大眾审美的一种严重污染。
如果那些民眾是真喜欢这首诗歌也就算了,约翰·克罗·兰塞姆还不会这么愤慨。
最主要的是,他用脚后跟想都能知道,一定有很多民眾是奔著恩尼的名气,才跟隨潮流一起喜欢这首诗歌!
这纯粹是对诗歌审美的破坏!
想著,约翰·克罗·兰塞姆马不停蹄就开始撰写起了对《从前慢》这首诗歌的评论。
自然不是什么好评,论调与乔治·狄龙的评论文章基本一致。
不过,论调虽然相同,但两人的批评视角却还是有所不同的。
乔治·狄龙是从诗歌具备的精神层面出发,认为《从前慢》这首诗歌所具备的精神与內涵过於浅薄,不应该以这种“浅薄”去影响大眾。
约翰·克罗·兰塞姆则是从新批评派的视角出发,抨击了大眾对於《从前慢》这首诗歌审美的从眾性,认为这首诗歌完全是一首不具备文学价值,对庸俗审美阿諛奉承的作品。
除了《诗歌》《肯庸评论》之外,也有很多诗歌杂誌对《从前慢》进行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当然,其中对《从前慢》的贬低最多。
这就跟后世的华语乐坛一样,一旦出现了一首爆款作品,就算有少部分音乐人的確是从心里认为这首作品过於庸俗,但大部分的想法绝对都是“嫉妒”。
为什么自己的艺术不火,这种庸俗的艺术火了?
为什么我勤勤恳恳的钻研艺术,可一个跨领域创作的人隨隨便便就火了?
不就是比较出名么,完全是吃了粉丝的老本才火的!
大部分销量堪忧的诗歌杂誌在撰写评论文章时,对《从前慢》都是抱著这种想法。
相比起来。
乔治·狄龙、约翰·克罗·兰塞姆作为著名的诗人,倒是真的没有任何商业上的想法,完全是出於自身的审美,对《从前慢》进行了批评。
当然。
恩尼本人目前正在德拉姆堡接受训练。
別说亲自下场回应了,连阅读到这些杂誌发表的评论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
虽然恩尼本人不在。
但对於这种炒作热度的绝佳机会,哈罗德·罗斯表示一不用担心,我会出手。
於是他就喊来了《纽约客》的评论主笔埃德蒙·威尔逊,来对这些杂誌进行反击。
一开始,埃德蒙·威尔逊还很不愿意。
心说一首短得不行的诗歌而已,被抨击就被抨击,有什么好评论的。
可后来见到好友爱德华·威克斯那边,都为《从前慢》发表了评论,於是就带著凑热闹的心態加入了战斗。
—一当然,主要原因是爱德华·威克斯写的评论文章,虽然很具备专业性,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大眾接受度”对於诗歌来说的重要性,同时也抨击了《诗歌》《肯庸评论》这些杂誌大搞流派与主义才是真正的“庸俗”。
但在暴躁的埃德蒙·威尔逊看来。
爱德华·威克斯的文章虽然专业性是充足了,可攻击性实在是太低了,让他看不下去。
於是,他就亲自出手了。
而他为《从前慢》写的回击文章宗旨也很简单—一除了表明自己对威克斯的认同外,其余大部分內容都只围绕一个主题,就是“你们在嫉妒《从前慢》带来的销量”。
无论那些诗歌杂誌的主编和评论主笔怎么抨击。
埃德蒙·威尔逊从头到尾就一句话:你们在嫉妒《从前慢》的销量。
《从前慢》缺乏精神与內涵——嫉妒销量;
《从前慢》的形式与意象过於简单,经不起推敲——嫉妒销量;
《从前慢》毫不具备文学价值,称不上是诗歌,就是投大眾所好的產品一嫉妒销量。
一番操作下来————
那些诗歌杂誌的主编和评论主笔都被干沉默了,同时对恩尼的厌恶也变得更深。
这让哈罗德·罗斯有些无语让你以理服人,不是以力服人啊!
这就跟西班牙內战一样。
表面上各个党派都在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態。
可实际上呢?
意识形態只是包装,核心还是武力压制。
问就是比比谁的火力更强。
这让哈罗德·罗斯怀疑他的这位评论主笔,纯粹是在给恩尼招黑的。
不过,他的目的倒是达到了。
在一番论战之后,《纽约客》的销量又提高了不少。
当然,虽然恩尼远在军营中,但哈罗德·罗斯认为有必要將《从前慢》引起的影响,付诸在信件中告知恩尼。
毕竟,这一波影响远远还没有过去。
別看诗歌领域在美国民间算是小眾的文学领域。
但根据“长尾效应”,那些不热门、销量不高的小眾刊物,加起来的总体热度,是能和一些热门刊物相比较的。
所以,在影响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其实有越来越多文学爱好者都关注到了这件事。
加上乔治·狄龙、约翰·克罗·兰塞姆这些人的权威放在那里,也有越来越多人认为《从前慢》就是一首譁眾取宠的诗歌作品。
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些影响还远远没有退去的时候。
远在德拉姆堡的恩尼,终於收到了来自哈罗德·罗斯的来信,以及他一起寄来的《诗歌》《肯庸评论》这两本杂誌。
正是刊登有对《从前慢》的评论文章的那两期。
哈丽特·门罗创办《诗歌》的时候。
是以惠特曼的诗句“要有伟大的诗人,必先有伟大的读者”为杂誌格言。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提升诗歌的艺术地位,以及提升公眾对诗歌的关注度为方针在审稿。
永远不会在审稿过程中掺杂个人偏见与流派偏见,喜欢的稿件是偏大眾一点的。
而乔治·狄龙就不一样了。
乔治·狄龙作为一个学院派诗人,创作风格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注重在格律、意象方面的运用。
当然,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
在21岁时就出版了首部诗集《风中少年》,获得《日晷》杂誌的高度评价。
——《日暑》是创刊於1840年7月的超验主义运动刊物,刊登过爱默生、梭罗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在1920年代时的主编“玛丽安娜·穆尔”,后来还成为了《诗歌》的核心作者。与《诗歌》杂誌一样,都是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手。
在《风中少年》之后,乔治·狄龙在25岁,也就是1931年时发表了诗集《开花的石头》,並以此获得了次年的普立兹奖与古根海姆奖学金。
不过,乔治·狄龙虽然也擅长抒情、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
但在遣词造句方面,却比恩尼要华丽、考究的多。
例如他在《开花的石头》中的代表诗篇:
《致失败者》—一且让孤独缄默不言,若要詰问你所失的一切,就去责怪风吧。
《无法忍受的美》—一她的身躯似由,火焰与雪交织而成。我暗想,纵使心跳有朝一日停止,这般光景,也会永存於我记忆之中。
《黎明的问候》——囚於牢笼的意识,醒来吧:此刻你正飢肠轆轆。你曾饱食大地的果实,也曾遍尝天上地下的滋味。
当然,乔治·狄龙的诗歌,优点是很明显的,在情感与文学性的表达上毋庸置疑很优秀。
但正是如此,他的诗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够大眾。
平常阅读他的诗歌的人,都是精英阶层或是知识分子,他所使用的那些晦涩的意象,以及较高的审美门槛,让很多普通民眾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诗歌。
而且他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也比较私人,都是表达自己的情绪,简单点说就是“不接地气”,无法让民眾產生共情。
也正是这些原因,让《诗歌》杂誌在美国民间的影响力一直很难扩散出去。
此时。
容貌秀气,浓眉大眼,身形有些瘦削的乔治·狄龙,正伏案在桌前,撰写对於《从前慢》这首诗歌的评论。
如果从他的本意出发,的確只是一篇评论而已;可从他的用词出发,就更倾向於是抨击了。
简单的一个字来说—他认为这首《从前慢》很“俗”,可以说是俗不可耐o
什么“长街黑暗无人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都是技法、意象极为拙劣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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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被奉为金句的“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有种19世纪廉价妓女的美,所谓的审美门槛低就代表著一种廉价的迎合。
如果一首诗歌让普罗大眾都能读懂,在他看来就是俗气、廉价到了极致。
他的印象中,能让所有人都无门槛接受的,就只有被人蔑视的涩情小说。
而这首《从前慢》,显然也能归为这一类。
毫无文学性,字里行间都充斥著取悦公眾的廉价与娱乐性。
与此同时。
在乔治·狄龙撰写评论的时候。
同样在诗歌领域声誉不菲的《肯庸评论》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
位於俄亥俄州甘比尔镇的《肯庸评论》编辑部。
《肯庸评论》的主编约翰·克罗·兰塞姆,也因为久仰“恩尼·里瑟”的大名,阅读了其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诗歌。
与《诗歌》相比起来,《肯庸评论》这本杂誌更是学院派中的学院派。
1939年,作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约翰·克罗·兰塞姆在肯庸学院创办了这本文学期刊。
肯庸学院是美国一所私立文理学院,成立於1842年,也可以唤做“凯尼恩学院”,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卓越声誉。
在全美文理学院中位列前茅,最佳文理学院本科教育中位列第12位。
毕业的学生往往都能前往世界著名公司任职,例如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宝洁公司等。
1939年的时候,兰塞姆正在肯庸学院中任职,由於厌恶美国文学界彼时的印象式批评与意识形態化写作。
所以以“新批评”理论为核心,创办了《肯庸评论》这本刊物,在早期依靠学院资金与私人捐赠运转。
而所谓的“新批评派”,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解释—一就是拋开一切外部因素,死磕文字本身。
也就是说,拋开作者生平、读者感受、时代背景等所有附加的东西,只分析一部作品的本身。
具体实践起来,就是只盯著语言的张力、讽刺、意象、隱喻这些细节,不用去理会作者当时在想著什么,也不用管读者有没有被作品感动哭什么的。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编辑、诗人、评论家,约翰·克罗·兰塞姆是颇具权威的。
在1959年退休后仍活跃於文学界,並在1966年时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1973年时获得诺奖提名,一生中获奖眾多。
不过,作为一个学院派的诗人、评论家,他也存在著审美上的偏见。
他最为主张的一点就是—一诗歌审美应该拒绝功利性与通俗化表达,诗歌的本质是对“世界本体”的认知,而非情感的宣泄、道德的说教或大眾的娱乐。
因此,他认为诗歌应当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
要是一首诗歌过於通俗、贴近大眾生活、传递共通的情感的话,就完全缺乏诗歌本体的深度。
这种诗歌就只能算作“產品”,而不是“作品”,只能算是充满功利性、功能性的文字,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如果非要比喻的话。
约翰·克罗·兰塞姆认为诗歌就跟衣服一样,最简单、最物美价廉的衣服,自然是公眾的最爱。
可在时装评选上,这种衣服能算是真正具备美感的衣服吗?
答案是完全不能。
所以,一首诗歌若是过於通俗与简单,就跟最物美价廉的衣服一样,完全缺乏了深度与质感。
很显然,《从前慢》这首诗歌完全是戳中了所有让约翰·克罗·兰塞姆不爽的点。
他承认,恩尼·里瑟在通俗小说与纪实文学方面具备著才华。
但诗歌简直是写得一塌糊涂!
最让他感到愤慨的是,偏偏有很多的民眾完全看在恩尼·里瑟的名气上去阅读了这首诗歌,並为这首诗歌而著迷。
简直是对大眾审美的一种严重污染。
如果那些民眾是真喜欢这首诗歌也就算了,约翰·克罗·兰塞姆还不会这么愤慨。
最主要的是,他用脚后跟想都能知道,一定有很多民眾是奔著恩尼的名气,才跟隨潮流一起喜欢这首诗歌!
这纯粹是对诗歌审美的破坏!
想著,约翰·克罗·兰塞姆马不停蹄就开始撰写起了对《从前慢》这首诗歌的评论。
自然不是什么好评,论调与乔治·狄龙的评论文章基本一致。
不过,论调虽然相同,但两人的批评视角却还是有所不同的。
乔治·狄龙是从诗歌具备的精神层面出发,认为《从前慢》这首诗歌所具备的精神与內涵过於浅薄,不应该以这种“浅薄”去影响大眾。
约翰·克罗·兰塞姆则是从新批评派的视角出发,抨击了大眾对於《从前慢》这首诗歌审美的从眾性,认为这首诗歌完全是一首不具备文学价值,对庸俗审美阿諛奉承的作品。
除了《诗歌》《肯庸评论》之外,也有很多诗歌杂誌对《从前慢》进行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当然,其中对《从前慢》的贬低最多。
这就跟后世的华语乐坛一样,一旦出现了一首爆款作品,就算有少部分音乐人的確是从心里认为这首作品过於庸俗,但大部分的想法绝对都是“嫉妒”。
为什么自己的艺术不火,这种庸俗的艺术火了?
为什么我勤勤恳恳的钻研艺术,可一个跨领域创作的人隨隨便便就火了?
不就是比较出名么,完全是吃了粉丝的老本才火的!
大部分销量堪忧的诗歌杂誌在撰写评论文章时,对《从前慢》都是抱著这种想法。
相比起来。
乔治·狄龙、约翰·克罗·兰塞姆作为著名的诗人,倒是真的没有任何商业上的想法,完全是出於自身的审美,对《从前慢》进行了批评。
当然。
恩尼本人目前正在德拉姆堡接受训练。
別说亲自下场回应了,连阅读到这些杂誌发表的评论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
虽然恩尼本人不在。
但对於这种炒作热度的绝佳机会,哈罗德·罗斯表示一不用担心,我会出手。
於是他就喊来了《纽约客》的评论主笔埃德蒙·威尔逊,来对这些杂誌进行反击。
一开始,埃德蒙·威尔逊还很不愿意。
心说一首短得不行的诗歌而已,被抨击就被抨击,有什么好评论的。
可后来见到好友爱德华·威克斯那边,都为《从前慢》发表了评论,於是就带著凑热闹的心態加入了战斗。
—一当然,主要原因是爱德华·威克斯写的评论文章,虽然很具备专业性,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大眾接受度”对於诗歌来说的重要性,同时也抨击了《诗歌》《肯庸评论》这些杂誌大搞流派与主义才是真正的“庸俗”。
但在暴躁的埃德蒙·威尔逊看来。
爱德华·威克斯的文章虽然专业性是充足了,可攻击性实在是太低了,让他看不下去。
於是,他就亲自出手了。
而他为《从前慢》写的回击文章宗旨也很简单—一除了表明自己对威克斯的认同外,其余大部分內容都只围绕一个主题,就是“你们在嫉妒《从前慢》带来的销量”。
无论那些诗歌杂誌的主编和评论主笔怎么抨击。
埃德蒙·威尔逊从头到尾就一句话:你们在嫉妒《从前慢》的销量。
《从前慢》缺乏精神与內涵——嫉妒销量;
《从前慢》的形式与意象过於简单,经不起推敲——嫉妒销量;
《从前慢》毫不具备文学价值,称不上是诗歌,就是投大眾所好的產品一嫉妒销量。
一番操作下来————
那些诗歌杂誌的主编和评论主笔都被干沉默了,同时对恩尼的厌恶也变得更深。
这让哈罗德·罗斯有些无语让你以理服人,不是以力服人啊!
这就跟西班牙內战一样。
表面上各个党派都在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態。
可实际上呢?
意识形態只是包装,核心还是武力压制。
问就是比比谁的火力更强。
这让哈罗德·罗斯怀疑他的这位评论主笔,纯粹是在给恩尼招黑的。
不过,他的目的倒是达到了。
在一番论战之后,《纽约客》的销量又提高了不少。
当然,虽然恩尼远在军营中,但哈罗德·罗斯认为有必要將《从前慢》引起的影响,付诸在信件中告知恩尼。
毕竟,这一波影响远远还没有过去。
別看诗歌领域在美国民间算是小眾的文学领域。
但根据“长尾效应”,那些不热门、销量不高的小眾刊物,加起来的总体热度,是能和一些热门刊物相比较的。
所以,在影响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其实有越来越多文学爱好者都关注到了这件事。
加上乔治·狄龙、约翰·克罗·兰塞姆这些人的权威放在那里,也有越来越多人认为《从前慢》就是一首譁眾取宠的诗歌作品。
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些影响还远远没有退去的时候。
远在德拉姆堡的恩尼,终於收到了来自哈罗德·罗斯的来信,以及他一起寄来的《诗歌》《肯庸评论》这两本杂誌。
正是刊登有对《从前慢》的评论文章的那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