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启用海瑞
朱翊钧的这想法可不是为了忽悠张居正而特意编出来的。
这种情况在后世的非常常见。
这在西方国家当中非常明显。
兔子的快递、外卖之所以被人一直夸，盛讚，那是有原因的。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其他国家真做不到。
它们可不是一直做不到，事实上它们也有做到的时候。
如柏林空运，海湾战爭等等事件中，他们的运力也是首屈一指的。
但这种调度能力隨著承平日久，已经开始削弱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结构的改变。
这些工作不是有人就能干的。
物流也是需要人才的。
物资的分配也是需要有经验的人去调控的。
一条鞭法让民夫数量减少，这就削弱了大明的运输能力。
大明对北方的物资运输量將会减少。
灾害期、战爭期间的运输量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多。
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大明的战爭潜力。
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不是一些钱就可以弥补的。
现在遣散了民夫，过几年再想要恢復，那就难了。
因为人家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朝廷再让人家去当民夫，人家未必愿意。
而且大规模的放弃工作，对当地的產业也是一种衝击，会让当地开始动乱的。
一条鞭法所谓的对百姓好完全是一个偽命题。
百姓是不用理会官吏，但是，百姓要面对商人了。
官吏剥削和商人剥削谁更温和，这还真不好说，
因为官吏收税已经持续二百多年了，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潜规则。
老百姓也適应了这样的规则，甚至他们对此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解，有著自己的一套应对方法。
面对官吏收税，该怎么说话，出了问题该找谁求情，怎么少缴税，没钱该怎么办，甚至谁更好说话，怎么贿赂官吏让其更改田册。
这些，大概都有个思路。
可如果面对商人，那这个该怎么操作？
別说普通老百姓了，朱翊钧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麦子不会因为银价高就早早成熟，也不会因为银价低而选择不成熟。
税收缴纳的时间是固定的，朝廷不可能看到市价高就不收税。
这种政策在削弱大明的潜力。
朱翊钧当然不会同意。
他穿越大明也算是有段时间了，掌握了披红权，也有了亲信。
他虽然一直赞同改革，但是想法全在海外扩张之上。
他为什么没有想过国內的改革？
因为国內再怎么改都是那样。
和很多小说中的各种改革不同，现实的情况更为复杂，很多后世吹过的改革在大明根本没有必要。
或许大明真的可以多一笔钱，但是大明的百姓绝对要受苦。
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朱翊钧不想做，他不是满清酋长。
前世很多人吹什么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但这些“善政”，民国的时候怎么没人吹？
雍正的时候怎么没人吹？
清末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吹？
后世怎么突然吹起来了？
很简单，因为有位作家写小说了，这小说又改编成电视剧，於是大火。
可剧情里面关於这些政策的展示全是错的。
那位作家被人喷是有原因的。
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摊丁入亩將苛捐杂税，加派都算了进去，其中最离谱的税包括明末的三餉，明朝藩王的田俸。
是的，大清百姓一直缴纳打满清的三餉，以及给明朝藩王缴纳年俸。
奇怪的是，同样缴纳藩王年俸的大清百姓没人喊哭，大明百姓有特別多的人喊藩王如何如何压迫百姓。
而官绅一体纳粮则更加离谱。
很多人喜欢望文生义，看见『兼爱”二字就以为是什么国际主义。
看到“非攻”二字就以为是和平主义。
看到“官绅一体纳粮”就以为官绅不纳粮。
可事实上，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官绅都是要纳税的。
怎么可能不纳税，明朝的財政从开国到灭亡，一直都是增长的，官绅不纳粮，合著掌握少部分土地的人隨便压榨一下就能把掌握大多数土地没交钱的人的数额补回来？
开什么玩笑。
这哪里是什么穷人？
官绅一直都是纳粮缴税的，只不过人家的確有特权，人家有优免，优免役。
可以交钱免除役。
张秀才，王举人，李进士显然不想拿著锄头、铁锹去和农民们一起干活修路。
朱元璋也明白这些人的想法，因此国初的时候就允许京城官员免除役。
之后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开始將优免役的特权扩大，赏赐给低级的官员。
那问题来了，既然都纳粮，那么官绅一体纳粮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得问田文镜了，他在河南修黄河没钱，於是把主意打到了当地士绅头上。
给他们加派，又收了一笔钱，这就叫做官绅一体纳粮。
河南士绅反抗过，他们对雍正皇帝上书，言自摊丁入亩之后，役就没了，因为缴税的时候就已经交了免除役的钱，现在田文镜自己把钱亏空，却要他们交钱，这不合法。
但雍正才不管什么法律，他默许了这件事情，没有理会土绅。
於是官绅一体纳粮就成了雍正的又一项政策。
所以朱翊钧每次看到有人吹清朝的改革的政策的时候他都觉得很讽刺。
这些文盲是怎么把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当做善政一口气说出来的？
这两个政策本身就是相互衝突的。
一个说只需要缴税一次，役也不用服。
一个说役的钱不够用了，再加一笔。
这是赤裸裸的压榨抢钱。
可愣是被人当做善政。
要知道摊丁入亩里面还包括明朝的摊派，就这样，钱还不够，还要收一笔。
甚至到了清末，除过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之外，清朝还多了什么厘金税等其他额外摊派税种。
摊派之外又有摊派。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废除贱籍，但其实只废除了部分，有人或许会说，就算是一部分，
那也是好事，总比明朝......
是的，道理是这个道理，可问题是废除了贱籍之后，其该承受的税赋反而更多了。
因为这个人不仅要负担贱籍负担的东西，还要负担作为普通百姓负担的事情。
贱籍之所以存在那是有理由的，是有些特殊的工作需要这些人，废除又不是张嘴那么简单，这些工作谁承担？
满清决定还是让贱籍的这些人继续承担。
但是这些人还是民籍，所以还得交税。
朱翊钧认识的很清楚，古代千万別搞什么一体收税。
这种方法太现代化了。
官僚机构钱的逻辑不能用正常人的逻辑衡量。
官僚是钱之前先收税，有多少多少。
其中原本可能五个人就够的岗位，或是因为关係户，或是財政盈余，想要加快办公效率，於是变成了十个人。
於是財政盈余在这样扩编下慢慢变少，最终財政赤字，於是官僚发现，钱不够用了，
只能加派。
因为是加派，这些官僚知道轻重，所以扩编才会减缓。
可要是像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这样，又开始统一收税。
官僚立刻就会变成之前的行为逻辑。
朱翊钧寧可麻烦点，寧可让官吏去多收几波，寧可承受其中有几个没脑子的官逼民反的代价。
也不愿意搞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为官僚就是这样。
故而一条鞭法朱翊钧已经决心阻止了。
那点钱没什么用。
到了明末，钱显然没有粮食更能稳定人心。
明末边镇军高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云运输粮食少，朝廷为了避免麻烦，只给钱，
不给粮食。
导致边镇通货膨胀，粮价暴涨。
进一步加剧大明的財政危机。
这些副作用都不简单。
“先生，若是担心官吏剥削，那就更要对新政上心，背吏改革就该早点推上日程。”
朱翊钧想了想决定先拖著，张居正活不了几年了，他继续道：“背吏改革如能早点推行成功，朝廷政令推行也能更加顺利。”
“官吏盘剥之事也不会太多。”
朱翊钧没有忘记给张居正留下希望，当领导要回给下属画饼，他道：“到那时，先生如想推行一条鞭法，不也更加顺利吗？”
在朱翊钧的坚持下，张居正最终只好离开。
还是那句话，他现在对朱翊钧没什么好办法。
在大明的体制下，就不存在什么傀儡皇帝的说法，除非皇帝自己智力存在问题。
如杨延和，他对一个外来的藩王都没什么办法。
张居正很清楚自己之前的权力从何而来，一个是皇帝没有亲政。
一个则是和冯保的联盟。
现在这两样都没了。
皇帝的样子貌似也不对自己畏惧了，像是变了一个人。
嚇文嚇不住的，程序上又没办法。
张居正只好吃下皇帝画的饼。
不过走之前，张居正还是和朱翊钧商量了一下关於盐场改革的事情。
朱翊钧將海瑞推了出来，张居正犹豫了一番之后答应了。
让海瑞去两淮督办盐务。
和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海瑞不是什么清流，
他可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能臣。
人情世故，海瑞其实是很懂的。
只不过他性子倔强，不畏权势，有时候不愿意服软罢了。
盐务可是肥差，尤其是这种改革，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
还有谁比海瑞更让人放心的？
没了。
总理夷务衙门。
方逢时这段时间可谓相当滋润。
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士头衔，执掌的衙门也算是大明数一数二的重要机构。
从军情来讲，总理夷务衙门比內阁优先级还要高。
很多事情他一人而决，即使是宰相张居正很多事情也需要和他商量。
方逢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只是眼下，他终於面露难色。
“这真是天子的意思？”
方逢时一再確定，这是他第五次询问中书舍人了。
舍人无奈点头。
方逢时看著手中的摺子，只觉得难以置信。
这里面的內容並不复杂，只是要削减一部分弓箭製造，增加对火的生產。
此外就是加大对蒙古和女真的互市规模，允许出售火给蒙古和女真。
如果说第一条还可以討论商量的话，后一条简直离谱。
出售火给蒙古和女真？
开什么玩笑？
大明还是相当重视火器的，这些年火器的发展迅速所有关心军事的人都看在眼中。
火、火炮的型號各有不同，样繁多，在大明能有十多种。
很多人认为，火器是大明碾压蛮夷的利器。
现在居然能够出售给蛮夷了。
那大明怎么办？
方逢时觉得现在的大明，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怎么会有人提出如此离谱的建议。
甚至提出如此建议的人还是宫內的人。
曙之下，方逢时实在不知道该拿这东西怎么办。
其他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文件如果通过，传出去九边军怎么想？
我在前面浴血奋战，后面的朝廷卖武器给敌人？
方逢时决定还是朝著宫內走一趟。
这种事情是容不得儿戏。
看看天子究竟是怎么想的。
“莫不是有奸臣蛊惑？是宫內还是宫外？”
方逢时胡思乱想著，说不得，他就要和张居正联合一起对付此类奸臣了。
要知道，別说卖火，就是给蒙古人出售茶叶、丝绸，那都是资敌行为。
和蒙古人的贸易，大明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廉价买马匹。
因为定价权在大明。
为此蒙古一直觉得自己吃亏，时不时的要求大明给予其赏赐弥补亏损。
大明对此申斥了好几次。
不过大明的確会给赏赐，这种赏赐是伴隨朝贡贸易的。
和后世很多人觉得朝贡是亏损不同，实际上的朝责贸易是很赚的。
因为朝责贸易，是需要別人把货物运送到京师的。
这个时代的送货上门服务，那可不是一般的夸张。
如安南，要每年送六七千石的粮食到京师，这几千石可不是包括损耗在內的几千石，
是送到京师必须要这么多。
安南都快被逼疯了，寧可出钱，哪怕多点，都不想运粮食。
又如朝鲜，曾经进贡马匹，路途上有一匹马死了，使者害怕，就在途中买了一匹马滥等充数，结果被朱元璋查出来了，为此把马匹遣返，还专门奚落了一番朝鲜，说朝鲜人弄虚作假。
皇帝的赏赐不如说是运费，甚至还是廉价运费。
但是贸易要分对象，对於蒙古人这样的死敌而言，卖什么都是不对的。
只要能卖得出去，那么蒙古人就能得到好处，蒙古的实力就会壮大，这对大明不是好事，更不用说军火了。
朱翊钧的这想法可不是为了忽悠张居正而特意编出来的。
这种情况在后世的非常常见。
这在西方国家当中非常明显。
兔子的快递、外卖之所以被人一直夸，盛讚，那是有原因的。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其他国家真做不到。
它们可不是一直做不到，事实上它们也有做到的时候。
如柏林空运，海湾战爭等等事件中，他们的运力也是首屈一指的。
但这种调度能力隨著承平日久，已经开始削弱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结构的改变。
这些工作不是有人就能干的。
物流也是需要人才的。
物资的分配也是需要有经验的人去调控的。
一条鞭法让民夫数量减少，这就削弱了大明的运输能力。
大明对北方的物资运输量將会减少。
灾害期、战爭期间的运输量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多。
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大明的战爭潜力。
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不是一些钱就可以弥补的。
现在遣散了民夫，过几年再想要恢復，那就难了。
因为人家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朝廷再让人家去当民夫，人家未必愿意。
而且大规模的放弃工作，对当地的產业也是一种衝击，会让当地开始动乱的。
一条鞭法所谓的对百姓好完全是一个偽命题。
百姓是不用理会官吏，但是，百姓要面对商人了。
官吏剥削和商人剥削谁更温和，这还真不好说，
因为官吏收税已经持续二百多年了，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潜规则。
老百姓也適应了这样的规则，甚至他们对此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解，有著自己的一套应对方法。
面对官吏收税，该怎么说话，出了问题该找谁求情，怎么少缴税，没钱该怎么办，甚至谁更好说话，怎么贿赂官吏让其更改田册。
这些，大概都有个思路。
可如果面对商人，那这个该怎么操作？
別说普通老百姓了，朱翊钧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麦子不会因为银价高就早早成熟，也不会因为银价低而选择不成熟。
税收缴纳的时间是固定的，朝廷不可能看到市价高就不收税。
这种政策在削弱大明的潜力。
朱翊钧当然不会同意。
他穿越大明也算是有段时间了，掌握了披红权，也有了亲信。
他虽然一直赞同改革，但是想法全在海外扩张之上。
他为什么没有想过国內的改革？
因为国內再怎么改都是那样。
和很多小说中的各种改革不同，现实的情况更为复杂，很多后世吹过的改革在大明根本没有必要。
或许大明真的可以多一笔钱，但是大明的百姓绝对要受苦。
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朱翊钧不想做，他不是满清酋长。
前世很多人吹什么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但这些“善政”，民国的时候怎么没人吹？
雍正的时候怎么没人吹？
清末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吹？
后世怎么突然吹起来了？
很简单，因为有位作家写小说了，这小说又改编成电视剧，於是大火。
可剧情里面关於这些政策的展示全是错的。
那位作家被人喷是有原因的。
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摊丁入亩將苛捐杂税，加派都算了进去，其中最离谱的税包括明末的三餉，明朝藩王的田俸。
是的，大清百姓一直缴纳打满清的三餉，以及给明朝藩王缴纳年俸。
奇怪的是，同样缴纳藩王年俸的大清百姓没人喊哭，大明百姓有特別多的人喊藩王如何如何压迫百姓。
而官绅一体纳粮则更加离谱。
很多人喜欢望文生义，看见『兼爱”二字就以为是什么国际主义。
看到“非攻”二字就以为是和平主义。
看到“官绅一体纳粮”就以为官绅不纳粮。
可事实上，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官绅都是要纳税的。
怎么可能不纳税，明朝的財政从开国到灭亡，一直都是增长的，官绅不纳粮，合著掌握少部分土地的人隨便压榨一下就能把掌握大多数土地没交钱的人的数额补回来？
开什么玩笑。
这哪里是什么穷人？
官绅一直都是纳粮缴税的，只不过人家的確有特权，人家有优免，优免役。
可以交钱免除役。
张秀才，王举人，李进士显然不想拿著锄头、铁锹去和农民们一起干活修路。
朱元璋也明白这些人的想法，因此国初的时候就允许京城官员免除役。
之后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开始將优免役的特权扩大，赏赐给低级的官员。
那问题来了，既然都纳粮，那么官绅一体纳粮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得问田文镜了，他在河南修黄河没钱，於是把主意打到了当地士绅头上。
给他们加派，又收了一笔钱，这就叫做官绅一体纳粮。
河南士绅反抗过，他们对雍正皇帝上书，言自摊丁入亩之后，役就没了，因为缴税的时候就已经交了免除役的钱，现在田文镜自己把钱亏空，却要他们交钱，这不合法。
但雍正才不管什么法律，他默许了这件事情，没有理会土绅。
於是官绅一体纳粮就成了雍正的又一项政策。
所以朱翊钧每次看到有人吹清朝的改革的政策的时候他都觉得很讽刺。
这些文盲是怎么把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当做善政一口气说出来的？
这两个政策本身就是相互衝突的。
一个说只需要缴税一次，役也不用服。
一个说役的钱不够用了，再加一笔。
这是赤裸裸的压榨抢钱。
可愣是被人当做善政。
要知道摊丁入亩里面还包括明朝的摊派，就这样，钱还不够，还要收一笔。
甚至到了清末，除过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之外，清朝还多了什么厘金税等其他额外摊派税种。
摊派之外又有摊派。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废除贱籍，但其实只废除了部分，有人或许会说，就算是一部分，
那也是好事，总比明朝......
是的，道理是这个道理，可问题是废除了贱籍之后，其该承受的税赋反而更多了。
因为这个人不仅要负担贱籍负担的东西，还要负担作为普通百姓负担的事情。
贱籍之所以存在那是有理由的，是有些特殊的工作需要这些人，废除又不是张嘴那么简单，这些工作谁承担？
满清决定还是让贱籍的这些人继续承担。
但是这些人还是民籍，所以还得交税。
朱翊钧认识的很清楚，古代千万別搞什么一体收税。
这种方法太现代化了。
官僚机构钱的逻辑不能用正常人的逻辑衡量。
官僚是钱之前先收税，有多少多少。
其中原本可能五个人就够的岗位，或是因为关係户，或是財政盈余，想要加快办公效率，於是变成了十个人。
於是財政盈余在这样扩编下慢慢变少，最终財政赤字，於是官僚发现，钱不够用了，
只能加派。
因为是加派，这些官僚知道轻重，所以扩编才会减缓。
可要是像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这样，又开始统一收税。
官僚立刻就会变成之前的行为逻辑。
朱翊钧寧可麻烦点，寧可让官吏去多收几波，寧可承受其中有几个没脑子的官逼民反的代价。
也不愿意搞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为官僚就是这样。
故而一条鞭法朱翊钧已经决心阻止了。
那点钱没什么用。
到了明末，钱显然没有粮食更能稳定人心。
明末边镇军高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云运输粮食少，朝廷为了避免麻烦，只给钱，
不给粮食。
导致边镇通货膨胀，粮价暴涨。
进一步加剧大明的財政危机。
这些副作用都不简单。
“先生，若是担心官吏剥削，那就更要对新政上心，背吏改革就该早点推上日程。”
朱翊钧想了想决定先拖著，张居正活不了几年了，他继续道：“背吏改革如能早点推行成功，朝廷政令推行也能更加顺利。”
“官吏盘剥之事也不会太多。”
朱翊钧没有忘记给张居正留下希望，当领导要回给下属画饼，他道：“到那时，先生如想推行一条鞭法，不也更加顺利吗？”
在朱翊钧的坚持下，张居正最终只好离开。
还是那句话，他现在对朱翊钧没什么好办法。
在大明的体制下，就不存在什么傀儡皇帝的说法，除非皇帝自己智力存在问题。
如杨延和，他对一个外来的藩王都没什么办法。
张居正很清楚自己之前的权力从何而来，一个是皇帝没有亲政。
一个则是和冯保的联盟。
现在这两样都没了。
皇帝的样子貌似也不对自己畏惧了，像是变了一个人。
嚇文嚇不住的，程序上又没办法。
张居正只好吃下皇帝画的饼。
不过走之前，张居正还是和朱翊钧商量了一下关於盐场改革的事情。
朱翊钧將海瑞推了出来，张居正犹豫了一番之后答应了。
让海瑞去两淮督办盐务。
和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海瑞不是什么清流，
他可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能臣。
人情世故，海瑞其实是很懂的。
只不过他性子倔强，不畏权势，有时候不愿意服软罢了。
盐务可是肥差，尤其是这种改革，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
还有谁比海瑞更让人放心的？
没了。
总理夷务衙门。
方逢时这段时间可谓相当滋润。
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士头衔，执掌的衙门也算是大明数一数二的重要机构。
从军情来讲，总理夷务衙门比內阁优先级还要高。
很多事情他一人而决，即使是宰相张居正很多事情也需要和他商量。
方逢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只是眼下，他终於面露难色。
“这真是天子的意思？”
方逢时一再確定，这是他第五次询问中书舍人了。
舍人无奈点头。
方逢时看著手中的摺子，只觉得难以置信。
这里面的內容並不复杂，只是要削减一部分弓箭製造，增加对火的生產。
此外就是加大对蒙古和女真的互市规模，允许出售火给蒙古和女真。
如果说第一条还可以討论商量的话，后一条简直离谱。
出售火给蒙古和女真？
开什么玩笑？
大明还是相当重视火器的，这些年火器的发展迅速所有关心军事的人都看在眼中。
火、火炮的型號各有不同，样繁多，在大明能有十多种。
很多人认为，火器是大明碾压蛮夷的利器。
现在居然能够出售给蛮夷了。
那大明怎么办？
方逢时觉得现在的大明，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怎么会有人提出如此离谱的建议。
甚至提出如此建议的人还是宫內的人。
曙之下，方逢时实在不知道该拿这东西怎么办。
其他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文件如果通过，传出去九边军怎么想？
我在前面浴血奋战，后面的朝廷卖武器给敌人？
方逢时决定还是朝著宫內走一趟。
这种事情是容不得儿戏。
看看天子究竟是怎么想的。
“莫不是有奸臣蛊惑？是宫內还是宫外？”
方逢时胡思乱想著，说不得，他就要和张居正联合一起对付此类奸臣了。
要知道，別说卖火，就是给蒙古人出售茶叶、丝绸，那都是资敌行为。
和蒙古人的贸易，大明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廉价买马匹。
因为定价权在大明。
为此蒙古一直觉得自己吃亏，时不时的要求大明给予其赏赐弥补亏损。
大明对此申斥了好几次。
不过大明的確会给赏赐，这种赏赐是伴隨朝贡贸易的。
和后世很多人觉得朝贡是亏损不同，实际上的朝责贸易是很赚的。
因为朝责贸易，是需要別人把货物运送到京师的。
这个时代的送货上门服务，那可不是一般的夸张。
如安南，要每年送六七千石的粮食到京师，这几千石可不是包括损耗在內的几千石，
是送到京师必须要这么多。
安南都快被逼疯了，寧可出钱，哪怕多点，都不想运粮食。
又如朝鲜，曾经进贡马匹，路途上有一匹马死了，使者害怕，就在途中买了一匹马滥等充数，结果被朱元璋查出来了，为此把马匹遣返，还专门奚落了一番朝鲜，说朝鲜人弄虚作假。
皇帝的赏赐不如说是运费，甚至还是廉价运费。
但是贸易要分对象，对於蒙古人这样的死敌而言，卖什么都是不对的。
只要能卖得出去，那么蒙古人就能得到好处，蒙古的实力就会壮大，这对大明不是好事，更不用说军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