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9章 彩蛋章 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被驱策的野心
《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被驱策的野心》第一卷：被抹去的名字
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有些名字的出现并未伴随惊雷与号角，它们悄无声息地出现，就像是一只落在书页上的苍蝇，既没有惊扰读者的注意，也不曾显示出自身的重量。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名字最初出现于官方档案中，便是以这样一种悄然无息，甚至有些尴尬的方式。
1810年1月15日，亚瑟·黑斯廷斯，这位未来的大英帝国内阁秘书长出生在了约克郡布拉德福德乡村地区的某家济贫院里。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这个襁褓中的男婴今后将会一次次地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政府部门的秘密通报和外交部的往来密函当中。
作为一个济贫院里出生的孩子，亚瑟·黑斯廷斯的家世绝对称不上显赫，也没有任何贵族的家族传承（如果不论其与黑斯廷斯侯爵家族那段可疑的血缘关系的话）。他的父辈既非军功累累的海军上将，也非妙笔生的文坛才子。甚至连最初认识他的人，也很难说清这个年轻人到底是靠的什么走上了那条通向权力核心的道路。
他在济贫院里成长到了六岁，如果这段岁月能够被称作“成长”的话。
那是一种没有语言，也没有未来的成长。孩子们成群地瘦弱着，被塞进粥罐一样毫无希望、千篇一律的安排当中，吃、睡、祷告，接受粗陋的教训，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不幸的清晨。布拉德福德的冬天特别漫长，灰色的天光如同尸衣，挂在每一扇窗户上。
小亚瑟常常坐在炉边，看着风吹动门缝里的灰尘。他很少说话，却从未哭闹，也从未和其他孩子争斗过。他看起来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随时随地准备把自己掩埋进尘土当中。
但正是这种沉默，引起了一位偶然来访者的关注。
那是1816年的一个下午，冬天的积雪尚未消融，一位头发白、背部佝偻的老绅士在仆人的搀扶下走进了济贫院，作为布拉德福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他是来看望当地教区的慈善项目的。
老乡绅的名字在附近村庄口耳相传，但从未登上过伦敦报纸的版面。他的财产早已凋敝，仆役也所剩无几，但依旧可以在家中种上几株紫杉，养上几只短毛猫，在附近的乡村装一装阔。
这位老乡绅在巡视粥房时，无意间看到了那位将来的英国内阁秘书长。别的孩子都在哭，都在闹，都在向他伸手乞求，而小亚瑟却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如同一只不肯靠近炉火的猫。他没有去看老乡绅，但他却知道老乡绅一直在看着他。
人们至今也搞不清楚，那位老乡绅当时究竟动了什么念头。是怜悯？是孤独？还是由于晚年丧子导致的对孩子们的爱屋及乌？总之，不久之后，院方便接到了一封申请函，要求将小亚瑟交给老乡绅充当生活学徒，即仆人兼伴读之用，而老乡绅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具有说服力：他愿意承担亚瑟的所有衣食起居费用，并提供适当的教育。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无数济贫院儿童所能期望的最好结局之一了。
然而，对亚瑟来说，那并非幸福的开始，而只是命运第一次将他悄然推出废墟。
他离开济贫院那天，没有哭，也没有回头，只是把那条系了补丁的围巾扯得紧了一些。他很清楚，从此以后，他不再是可怜的济贫院儿童，而是成为了某个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这一点他很早就懂了。
乡绅的庄园不大，老宅子的窗沿满是污损和剐蹭的痕迹，马棚里只剩下两匹老马和一辆款式落伍的马车。宅中除了老乡绅以外，只有几位年老的佣人以及一位替他管理田产的管家。
虽然年纪不大，但小亚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他在农庄里卖力的干活，没几年的时间就成了附近有名的养猪能手。而这位老绅士，似乎始终把亚瑟当作某种补偿来看待，他教亚瑟认字，让亚瑟为他读书、整理药盒、擦拭手杖和挂钟，有时候甚至让亚瑟坐在壁炉前，听他回忆自己年轻时在伦敦闯荡的往事。
这段生活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亚瑟也在其中沉默地长成了一个少年。
只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内相”仿佛有意想要淡化那段泥泞不堪的童年，使得人们对他的童年了解寥寥，外人只得透过他那本形迹可疑的自传《人生五十年》来拼凑一些模糊的线索。
但正如他在《人生五十年》里所留下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话，他的线索有许多都是靠不住的——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纪念我的一生，而是为了在你们纪念我之前，先给出一个版本。因为对于我来说，人的生命从最初就是一场告别，而不是归属。
“他死的时候，我守在床边。他念着亚瑟·黑斯廷斯的名字，我就当那是我。临终前他给了我一个签名，一个姓氏，一个模糊的故事。我接受了这些东西，就像士兵接受了一把没有弹药的步枪，它可能没用，但拿在手里，你总归显得像个军人了。当然，我最后并没有成为军人，而是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名义上的。”
几个小时后，老乡绅断了气。
床头柜上，留着一封遗嘱和更名文契。
葬礼办得很简单，几位老佣人穿着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师诵读祷文，亚瑟低头不语，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安静、体面、无可置疑。
接下来，他该离开了。
他出发了，没有亲人送别，没有故土乡情，亚瑟·黑斯廷斯从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伦敦的马车。
此时的英国，虽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华丽转身，却早已进入了社会结构松动的前夜。工业的蒸汽正在重塑伦敦的城市风貌，吞吐着白色纸张的印刷机正逐步摧毁教会权威，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渴望不再依附贵族的庇护。旧秩序仍在苟延残喘，新世界却已浮现轮廓。
伦敦大学，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学，便是那个裂缝中最先迸发出的光。
这所大学与牛津、剑桥迥异，它不问出身、不问信仰、不强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设贵族子弟优先的门槛。作为一道遭到贵族蔑视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却正好为那些无法以血统进入上流社会的“异类”提供了入口。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学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异信者，甚至包括亚瑟·黑斯廷斯这样，一个不知其父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伦敦大学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最杰出校友。
亚瑟·黑斯廷斯并不是那种会在讲堂上高声发问的青年，也不属于那些总能在茶余饭后争论柏克与庞德究竟谁更爱国的学生团体，但是这不代表他在伦敦大学就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埃尔德·卡特，一位试图打破身份桎梏融入新时代的贵族青年，伦敦社交舞会的常客，未来的海军部常务秘书，皇家海军众多制度的起草者……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亚瑟·黑斯廷斯在伦敦大学里为数不多的朋友。
或者说，至少埃尔德·卡特本人是这样以为的。
和亚瑟·黑斯廷斯不同，埃尔德·卡特出生时便拥有了姓氏、家徽与悠久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是个过气的爱尔兰议员，母亲出身于诺丁汉的某个破败贵族，家里尚能维持体面，但远不足以跻身上院。他们原本指望埃尔德走皇家海军那条路，或者伺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统。
但就像是许多热血上头的青年人一样，埃尔德偏偏想证明自己可以靠头脑和笔杆子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学院，也没有看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剑桥的圣三一学院一眼。
他选择了伦敦大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归宿。
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此时阅历不深，而且内心中都怀揣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他们很快就变得私交甚笃。
那段日子，亚瑟·黑斯廷斯与埃尔德·卡特一同出现在了伦敦大学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辩论社、哲学读书会、政论演讲集会，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时的他们，是被伦敦大学学生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双子星”的存在：一个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贵族后裔，另一个则是始终语言犀利、热情洋溢的庄园继承人。教授们私下里对他们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社会的苗头”，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
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日后会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文学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
谁能想到，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亚瑟·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
谁又能想到，1848年，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人民宪章》之际，亚瑟·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为他不想重复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间所犯下的错误。
一夜之间，桥梁、隘口、政府大楼……每一处战略要冲都可以见到他手下的苏格兰场“打手”。
皇家炮兵部队与近卫骑兵团被秘密调往伦敦外围部署，只不过，考虑到军队的出现可能激化情绪，他们并未直接出动。
但与此同时，白厅西侧那幢看起来毫无威严却掌控着帝国海权命脉的石楼里，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调令已经发出。当天午夜，由蒸汽护卫舰“复仇者号”和蒸汽炮艇“维苏威号”领衔的海峡舰队分遣中队便从朴茨茅斯秘密启程，挂着例行训练的旗号，全速驶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们在1829年毕业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宽容、更自由的英国社会，也许后来的一切会截然不同。
或许埃尔德·卡特会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样，在圣詹姆士街开一家出版古典文献的小书店，白天用鹅毛笔抄写拜伦和雪莱的诗集，晚上邀上几位文艺青年饮酒作乐、谈天说地。
或许亚瑟·黑斯廷斯会在市中心某处租下一间低矮却朝南的公寓，成为他心心念念的历史学者，白天为《泰晤士报》和《晨报》写上两篇社论，晚上则埋头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故纸堆里，偶尔在贫民救济组织里当一回义工，向他们讲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
可惜，
历史没有或许。
1829年，他们迎来的不是盛世的英伦，而是一次毫无预兆的经济危机。银行接连倒闭，追讨债务的通缉令充斥着报纸版面，运河与矿业股票暴跌，失业率飙升，纺织工人走上街头，印刷工人发动罢工，农村地区则因为农业减产爆发饥馑。
伦敦大学的新晋毕业生们，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岗位，而是纷纷削减开支，寄居亲友，靠着旧衣裳和傍晚市场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一度被教授们称为拥有“布卢姆斯伯里最锋利的舌头”的年轻人，却发现他递交的海量求职信，从未收到过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时看起来唾手可得的机会，其实只是橱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产的门槛从来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姓氏、靠教会背景、靠父亲的名字。
亚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埃尔德则爆发了。
他烧掉了那本用心校订的拉丁语版《理想国》，甩掉了呢西装，听天由命的去了海军部报到。
然而，不论他们怎么想，命运从不会为了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让路。
伦敦还未从上一轮经济低潮中复苏，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股市暴雷和债券违约中元气大伤，而底层民众的愤怒也正在酝酿。政府在忧虑治安状况持续恶化之际，成立了一个名为“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的新机构，史称“苏格兰场”。
正是在这一年，亚瑟·黑斯廷斯走进了苏格兰场，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样式新颖的深蓝色制服，从伦敦大学的学业金奖变成了街头巡警。
他从最底层做起，在夜色中沿着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逻，追赶扒手，敲打醉汉，阻止愤怒的失业工人朝教堂投掷石块。他曾试图按照课堂上学到的法律、哲学和所谓的历史惯性解决问题，然而他却发现这个城市更讲究拳头、口袋和门路。
“伦敦的街道教会了我一件事。人们所说的‘正义’，是个极其昂贵的词汇。它需要维持秩序的预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条文，需要市民们对公共场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们至少能吃饱三顿饭。杰里米·边沁先生的功利主义哲学让我终身受用，我毕生都在致力于使得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多数的幸福。但是，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幸福？又该由谁来定义最大多数？这个问题，我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懂。”
(本章完)
《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被驱策的野心》第一卷：被抹去的名字
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有些名字的出现并未伴随惊雷与号角，它们悄无声息地出现，就像是一只落在书页上的苍蝇，既没有惊扰读者的注意，也不曾显示出自身的重量。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名字最初出现于官方档案中，便是以这样一种悄然无息，甚至有些尴尬的方式。
1810年1月15日，亚瑟·黑斯廷斯，这位未来的大英帝国内阁秘书长出生在了约克郡布拉德福德乡村地区的某家济贫院里。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这个襁褓中的男婴今后将会一次次地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政府部门的秘密通报和外交部的往来密函当中。
作为一个济贫院里出生的孩子，亚瑟·黑斯廷斯的家世绝对称不上显赫，也没有任何贵族的家族传承（如果不论其与黑斯廷斯侯爵家族那段可疑的血缘关系的话）。他的父辈既非军功累累的海军上将，也非妙笔生的文坛才子。甚至连最初认识他的人，也很难说清这个年轻人到底是靠的什么走上了那条通向权力核心的道路。
他在济贫院里成长到了六岁，如果这段岁月能够被称作“成长”的话。
那是一种没有语言，也没有未来的成长。孩子们成群地瘦弱着，被塞进粥罐一样毫无希望、千篇一律的安排当中，吃、睡、祷告，接受粗陋的教训，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不幸的清晨。布拉德福德的冬天特别漫长，灰色的天光如同尸衣，挂在每一扇窗户上。
小亚瑟常常坐在炉边，看着风吹动门缝里的灰尘。他很少说话，却从未哭闹，也从未和其他孩子争斗过。他看起来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随时随地准备把自己掩埋进尘土当中。
但正是这种沉默，引起了一位偶然来访者的关注。
那是1816年的一个下午，冬天的积雪尚未消融，一位头发白、背部佝偻的老绅士在仆人的搀扶下走进了济贫院，作为布拉德福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他是来看望当地教区的慈善项目的。
老乡绅的名字在附近村庄口耳相传，但从未登上过伦敦报纸的版面。他的财产早已凋敝，仆役也所剩无几，但依旧可以在家中种上几株紫杉，养上几只短毛猫，在附近的乡村装一装阔。
这位老乡绅在巡视粥房时，无意间看到了那位将来的英国内阁秘书长。别的孩子都在哭，都在闹，都在向他伸手乞求，而小亚瑟却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如同一只不肯靠近炉火的猫。他没有去看老乡绅，但他却知道老乡绅一直在看着他。
人们至今也搞不清楚，那位老乡绅当时究竟动了什么念头。是怜悯？是孤独？还是由于晚年丧子导致的对孩子们的爱屋及乌？总之，不久之后，院方便接到了一封申请函，要求将小亚瑟交给老乡绅充当生活学徒，即仆人兼伴读之用，而老乡绅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具有说服力：他愿意承担亚瑟的所有衣食起居费用，并提供适当的教育。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无数济贫院儿童所能期望的最好结局之一了。
然而，对亚瑟来说，那并非幸福的开始，而只是命运第一次将他悄然推出废墟。
他离开济贫院那天，没有哭，也没有回头，只是把那条系了补丁的围巾扯得紧了一些。他很清楚，从此以后，他不再是可怜的济贫院儿童，而是成为了某个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这一点他很早就懂了。
乡绅的庄园不大，老宅子的窗沿满是污损和剐蹭的痕迹，马棚里只剩下两匹老马和一辆款式落伍的马车。宅中除了老乡绅以外，只有几位年老的佣人以及一位替他管理田产的管家。
虽然年纪不大，但小亚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他在农庄里卖力的干活，没几年的时间就成了附近有名的养猪能手。而这位老绅士，似乎始终把亚瑟当作某种补偿来看待，他教亚瑟认字，让亚瑟为他读书、整理药盒、擦拭手杖和挂钟，有时候甚至让亚瑟坐在壁炉前，听他回忆自己年轻时在伦敦闯荡的往事。
这段生活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亚瑟也在其中沉默地长成了一个少年。
只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内相”仿佛有意想要淡化那段泥泞不堪的童年，使得人们对他的童年了解寥寥，外人只得透过他那本形迹可疑的自传《人生五十年》来拼凑一些模糊的线索。
但正如他在《人生五十年》里所留下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话，他的线索有许多都是靠不住的——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纪念我的一生，而是为了在你们纪念我之前，先给出一个版本。因为对于我来说，人的生命从最初就是一场告别，而不是归属。
“他死的时候，我守在床边。他念着亚瑟·黑斯廷斯的名字，我就当那是我。临终前他给了我一个签名，一个姓氏，一个模糊的故事。我接受了这些东西，就像士兵接受了一把没有弹药的步枪，它可能没用，但拿在手里，你总归显得像个军人了。当然，我最后并没有成为军人，而是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名义上的。”
几个小时后，老乡绅断了气。
床头柜上，留着一封遗嘱和更名文契。
葬礼办得很简单，几位老佣人穿着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师诵读祷文，亚瑟低头不语，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安静、体面、无可置疑。
接下来，他该离开了。
他出发了，没有亲人送别，没有故土乡情，亚瑟·黑斯廷斯从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伦敦的马车。
此时的英国，虽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华丽转身，却早已进入了社会结构松动的前夜。工业的蒸汽正在重塑伦敦的城市风貌，吞吐着白色纸张的印刷机正逐步摧毁教会权威，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渴望不再依附贵族的庇护。旧秩序仍在苟延残喘，新世界却已浮现轮廓。
伦敦大学，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学，便是那个裂缝中最先迸发出的光。
这所大学与牛津、剑桥迥异，它不问出身、不问信仰、不强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设贵族子弟优先的门槛。作为一道遭到贵族蔑视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却正好为那些无法以血统进入上流社会的“异类”提供了入口。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学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异信者，甚至包括亚瑟·黑斯廷斯这样，一个不知其父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伦敦大学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最杰出校友。
亚瑟·黑斯廷斯并不是那种会在讲堂上高声发问的青年，也不属于那些总能在茶余饭后争论柏克与庞德究竟谁更爱国的学生团体，但是这不代表他在伦敦大学就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埃尔德·卡特，一位试图打破身份桎梏融入新时代的贵族青年，伦敦社交舞会的常客，未来的海军部常务秘书，皇家海军众多制度的起草者……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亚瑟·黑斯廷斯在伦敦大学里为数不多的朋友。
或者说，至少埃尔德·卡特本人是这样以为的。
和亚瑟·黑斯廷斯不同，埃尔德·卡特出生时便拥有了姓氏、家徽与悠久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是个过气的爱尔兰议员，母亲出身于诺丁汉的某个破败贵族，家里尚能维持体面，但远不足以跻身上院。他们原本指望埃尔德走皇家海军那条路，或者伺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统。
但就像是许多热血上头的青年人一样，埃尔德偏偏想证明自己可以靠头脑和笔杆子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学院，也没有看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剑桥的圣三一学院一眼。
他选择了伦敦大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归宿。
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此时阅历不深，而且内心中都怀揣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他们很快就变得私交甚笃。
那段日子，亚瑟·黑斯廷斯与埃尔德·卡特一同出现在了伦敦大学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辩论社、哲学读书会、政论演讲集会，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时的他们，是被伦敦大学学生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双子星”的存在：一个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贵族后裔，另一个则是始终语言犀利、热情洋溢的庄园继承人。教授们私下里对他们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社会的苗头”，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
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日后会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文学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
谁能想到，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亚瑟·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
谁又能想到，1848年，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人民宪章》之际，亚瑟·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为他不想重复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间所犯下的错误。
一夜之间，桥梁、隘口、政府大楼……每一处战略要冲都可以见到他手下的苏格兰场“打手”。
皇家炮兵部队与近卫骑兵团被秘密调往伦敦外围部署，只不过，考虑到军队的出现可能激化情绪，他们并未直接出动。
但与此同时，白厅西侧那幢看起来毫无威严却掌控着帝国海权命脉的石楼里，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调令已经发出。当天午夜，由蒸汽护卫舰“复仇者号”和蒸汽炮艇“维苏威号”领衔的海峡舰队分遣中队便从朴茨茅斯秘密启程，挂着例行训练的旗号，全速驶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们在1829年毕业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宽容、更自由的英国社会，也许后来的一切会截然不同。
或许埃尔德·卡特会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样，在圣詹姆士街开一家出版古典文献的小书店，白天用鹅毛笔抄写拜伦和雪莱的诗集，晚上邀上几位文艺青年饮酒作乐、谈天说地。
或许亚瑟·黑斯廷斯会在市中心某处租下一间低矮却朝南的公寓，成为他心心念念的历史学者，白天为《泰晤士报》和《晨报》写上两篇社论，晚上则埋头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故纸堆里，偶尔在贫民救济组织里当一回义工，向他们讲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
可惜，
历史没有或许。
1829年，他们迎来的不是盛世的英伦，而是一次毫无预兆的经济危机。银行接连倒闭，追讨债务的通缉令充斥着报纸版面，运河与矿业股票暴跌，失业率飙升，纺织工人走上街头，印刷工人发动罢工，农村地区则因为农业减产爆发饥馑。
伦敦大学的新晋毕业生们，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岗位，而是纷纷削减开支，寄居亲友，靠着旧衣裳和傍晚市场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一度被教授们称为拥有“布卢姆斯伯里最锋利的舌头”的年轻人，却发现他递交的海量求职信，从未收到过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时看起来唾手可得的机会，其实只是橱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产的门槛从来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姓氏、靠教会背景、靠父亲的名字。
亚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埃尔德则爆发了。
他烧掉了那本用心校订的拉丁语版《理想国》，甩掉了呢西装，听天由命的去了海军部报到。
然而，不论他们怎么想，命运从不会为了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让路。
伦敦还未从上一轮经济低潮中复苏，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股市暴雷和债券违约中元气大伤，而底层民众的愤怒也正在酝酿。政府在忧虑治安状况持续恶化之际，成立了一个名为“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的新机构，史称“苏格兰场”。
正是在这一年，亚瑟·黑斯廷斯走进了苏格兰场，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样式新颖的深蓝色制服，从伦敦大学的学业金奖变成了街头巡警。
他从最底层做起，在夜色中沿着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逻，追赶扒手，敲打醉汉，阻止愤怒的失业工人朝教堂投掷石块。他曾试图按照课堂上学到的法律、哲学和所谓的历史惯性解决问题，然而他却发现这个城市更讲究拳头、口袋和门路。
“伦敦的街道教会了我一件事。人们所说的‘正义’，是个极其昂贵的词汇。它需要维持秩序的预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条文，需要市民们对公共场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们至少能吃饱三顿饭。杰里米·边沁先生的功利主义哲学让我终身受用，我毕生都在致力于使得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多数的幸福。但是，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幸福？又该由谁来定义最大多数？这个问题，我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