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3章 暴君太子，杀无赦
第433章 暴君太子，杀无赦
新政推行的第六个月，暑气蒸腾的江南与寒风初起的朔方，同时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
地方上的阻力如藤蔓般缠绕上来，勒得新政的推行步履维艰，却终究挡不住皇权这柄快刀的劈砍。
在陇右道的秦州，军户们握着锄头的手仍不习惯捧起账本。
县户部的新吏员是个刚科举出身的年轻人，带着三个书吏挨家挨户核田亩，却被老军户们围在打谷场上。
“我们祖祖辈辈跟着校尉打仗，地是校尉分的，凭什么要你们这些笔杆子来算？”
一个络腮胡军户将锄头顿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校尉说了，这新政是折腾人！”
话音未落，周围便响起一片附和声，有人甚至捡起石块，吓得书吏们脸色发白。
可三日后，秦州城外便来了五百府兵，甲胄在烈日下闪着寒光。
州都尉亲自带着《考绩律》告示，贴在打谷场的老槐树上，声音透过扩音的铜喇叭传遍四野：“太子殿下有令，军户核田，三日内完成，抗命者按‘阻扰新政’论处，轻则杖责，重则流放！”
那带头闹事的络腮胡军户，当天便被捆了去，在州衙门前打了四十大板，鲜血浸透了裤子，围观的军户们噤若寒蝉。
第二日，核田的队伍再进村时，再无人敢拦。
江南道的苏州，阻力藏在温软的吴侬软语里。
当地士族顾氏盘根错节，族长顾彦远是前隋侍郎之子，对着新来的州吏部长笑道：“官爷远道而来，先尝尝洞庭的新茶。”
茶过三巡，却绝口不提拆分族田、分户定税的事。
县户部的账册送上去，总被顾氏的门生以“字迹不清”“格式不对”打回来，一拖便是数日。
消息传到东宫，李承乾的朱批在五日后抵达苏州：“查顾氏隐田三千亩，着即抄没，顾彦远削籍为民，流放岭南。”
钦差带着羽林卫直闯顾府时，顾彦远还在园中抚琴，琴弦猝断的瞬间，府门外已响起铁链拖地的声响。
苏州其他士族见状，连夜将隐匿的田亩账册送到了县户部，再无人敢用“软抵抗”拖延。
岭南道的钦州更显艰难。俚人部落的首领握着牛角酒壶，看着州礼部送来的“劝学馆”章程，只觉得纸上的汉字如天书。
“我们俚人孩子要学打猎，学酿酒，学这些方块字能填饱肚子？”
他将章程扔在火塘里，看着纸页蜷曲成灰烬：“告诉你们的太子，山高皇帝远，别来烦我们。”
可半月后，钦州的州都尉便带着翻译和三百府兵，进驻了最大的俚人村寨。
他们没烧村寨，也没抓人，只是在寨口搭起棚子，将俚人部落隐瞒的户数、开垦的荒地一笔一笔记在木板上，旁边架着的火炮黑洞洞地对着寨门。
“太子殿下说，入籍的俚人免三年赋税，不入籍的，按‘化外之民’论处，部落不得与州县通商。”
翻译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俚人首领看着那些能炸塌山岩的火炮，终究是低下了头，在入籍文书上按了手印。
这些场景，在大唐的疆域上不断上演。
有地方官阳奉阴违，暗地里给士族通风报信，被巡按的谏官查出，当天便被摘了乌纱，枷送长安。
有老吏员熟悉地方猫腻，教唆百姓抗命，被新上任的县部长揪出来，打了三十大板后贬为庶民。
甚至有偏远县的县令，试图效仿前朝“瞒上不瞒下”，将新政章程锁在柜中，却被驿站快马送来的太子手谕惊出冷汗。
手谕上竟连他柜中章程的页码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末尾只写着“三日不推行，自请辞”。
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道理讲不通时，便只能用权力说话。
李承乾的意志通过驿站传遍全国，府兵的甲胄、钦差的令牌、考绩的朱批，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所有阻碍一一勒紧。
地方上的怨声并非没有，江南的童谣里骂“新官比蛇毒”，陇右的军户夜里祈祷“笔杆子烂掉”，岭南的俚人偷偷诅咒“汉字烧手”，可当州部的考绩官带着账册和锁链再次上门时，所有的怨声都只能咽回肚里。
这便是王朝时代的铁律：当最高统治者决心已定，纵有千万阻力，也终将被碾碎在皇权的车轮下。
新政如同一棵移植的大树，根系在地方的抵触中撕裂土壤，带着阵痛扎下去，枝叶却在皇权的浇灌下，顽强地伸向天空。
李承乾坐在东宫的书房里，看着各地呈报的“推行进度表”，上面的朱批越来越密集，每一个“准”字背后，都是无数被强行扭转的旧习惯，和无数不得不低头的头颅。
他知道这过程充满血腥与怨怼，却别无选择。
在这个没有协商机制的时代，要让新政的种子破土而出，唯一的办法，便是用皇权的犁铧，强行在旧土上开出一条新路。
新政的铁犁在旧土上强行剖开的沟壑，终究还是在一场天灾面前显露出了致命的脆弱。
贞观二十一年七月，黄河在河南道滑州段骤然决堤。
浑浊的洪水如脱缰野马，冲垮了新修的河堤，漫过万亩良田，直逼州城。
黄河大水在河南道撕开的口子，很快被长安城的暗流注入了新的内容。
那些被新政削了权柄的五姓七望、关陇勋贵，乃至前朝旧臣，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从蛰伏中浮出水面，将天灾酿成了攻击新政的利刃。
最先发难的是博陵崔氏。
崔氏族长上奏：“臣查得滑州河堤溃决，皆因新政推行后，州工部强令改用‘新法式’筑堤，弃用古法糯米灰浆，改用石灰沙土，说是‘节省工费’。如今洪水一冲便垮，这不是天灾，是人祸！是新政瞎折腾害了百姓！”
荥阳郑氏上奏：“臣闻滑州州吏部长为赶新政‘工程进度考绩’，强征民夫日夜筑堤，民夫累死数十人，剩下的人敢怒不敢言，筑堤时偷工减料，这都是新政的‘考绩律’逼出来的！若依旧制，由刺史统筹，怎会出此纰漏？”
朝堂上炸开了锅。
关陇勋贵里的老臣们跟着摇头叹息，说新政“改得太急，连祖宗传下来的治水法子都扔了。
老御史们则翻出隋末黄河泛滥的旧事，暗指“乱改制度者，必遭天谴”。
这些本是改革中需要调整的细节，此刻却被无限放大，成了“新政祸国”的铁证。
更阴狠的是洛阳李氏。
在流民中散布流言：“太子为了推新政，把治河的钱都拿去养新官了！你们看，州府粮仓里有粮，却被‘新政章程’锁着，太子宁愿看着百姓饿死，也不肯破规矩，这哪是治国，这是要逼反天下！”
流言像洪水一样在流民中蔓延。
那些刚从洪水里逃出来的百姓，饿着肚子听着这些话，再看着州部官吏拿着“救灾流程表”来回扯皮。
怨气自然都撒到了新政头上。有人举着泥巴块砸州衙的牌子，喊着“还我旧官！还我活路！”，场面眼看就要失控。
长安城里的暗流也在加速涌动。
各地消息涌入东宫。
“五姓七望在河北道召集了家兵，说是‘防备流民作乱’，实则……恐有异动。”
房玄龄则捧着各地送来的“灾情奏报”，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民怨沸腾”“请暂停新政”，连一些推行新政的官员，也在奏报里隐晦地提“望殿下暂息雷霆，以安民心”。
太极宫内。
李世民面色阴沉，眉头紧锁望着窗外的雨，叹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子用刀子逼着船改道，如今船要翻了，再不改弦更张，怕是要连人带船沉进黄河里。”
东宫里。
李承乾神色冷峻。
他知道，这些势力根本不在乎洪水，不在乎流民死活，他们只想借这场天灾，把新政彻底掀翻。
黄河决堤不过是个引子，他们要的是让天下人相信：新政就是灾祸的根源，只有废掉新政，恢复旧制，才能平息天怒人怨。
李承乾看着案上的“救灾章程”，上面的每一条都写着“按制执行”“分级负责”，此刻却显得格外刺眼。
执行制度的是人，当大多数人想要推诿拖延，再好的制度不能落地，那都是空谈。
李承乾很清楚，他不能退。
没有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
一旦退了这一步，那些蛰伏的势力就会像洪水一样扑上来，将他苦心经营的新政撕得粉碎。
好在，辽东十万兵马，早已经抵达长安。
“文忠。”
“臣在。”
李承乾的声音中带着冰冷的杀意：“传孤太子教令。”
“命侯君集为河南道行军大总管，皇长孙李象为副总管，领步骑三万，即刻开赴河南道。”
“传令，凡囤积粮草、阻碍放粮者，斩！”
“凡散布流言、煽动民变者，斩！”
“凡治河不力、推诿塞责者，斩！”
三道“斩”令，如三道惊雷，劈开了河南道的混乱。
侯君集带着三万铁甲骑兵抵达滑州时，黄河的洪水尚未退去，州城外的流民已聚集到数万人，眼看就要冲垮城门。
侯君集没有喊话，只是按太子教令，在城外筑起三座高台。
第一座高台上，绑着的是那个坚持“按章程审核灾情”延误了一日的州吏部长。
侯君集亲自挥刀，人头落地的瞬间，流民的喧哗声戛然而止。
第二座高台上，绑着的是散布“太子囤粮害民”流言的洛阳李氏家奴，连同背后主使的李氏支脉族长，一并腰斩示众。
鲜血染红了高台，也染红了流民眼中的恐惧。
第三座高台上，堆放着从崔氏、郑氏等士族庄园抄没的粮草，侯君集命士兵当众拆封，用大锅熬成米粥，插着“皇恩浩荡”的旗帜分发给流民。
没有按新政的“三级审批”，没有繁琐的“领取登记”，只凭着刀光剑影，让饥饿的百姓第一次在灾荒中尝到了朝廷的“恩赐”。
与此同时，李象带着五千骑兵，直扑那些“防备流民作乱”的河北道士族家兵。
五姓七望的庄园外，厮杀声连日不绝。博陵崔氏的家兵刚列阵，就被骑兵冲得粉碎；荥阳郑氏的坞堡被火炮轰开缺口。
堡内的私兵被屠戮殆尽。
李象在战报里只写了八个字：“顽抗者，鸡犬不留。”
血腥的镇压迅速奏效。
州部粮仓的锁被斧头劈开，粮食如流水般涌向灾区。
工部的匠人带着征调的民夫，日夜不停地抢修河堤。
那些喊着“还我旧制”的流民，在目睹了高台的杀戮和米粥的分发后，只剩下沉默的吞咽声。
治理水患的效率也因这场铁腕而变得惊人。
侯君集不管什么“县工部征调流程”，直接派兵征用士族的石料场、木材坊，谁敢阻拦就地处决。
数万民夫在刀枪的监督下跳进浑浊的黄河，用沙袋、沉船、甚至活人，也就是那些被定为“阻碍者”的囚犯堵住决堤口。
这很侯君集。
半个月后，决堤的口子终于被堵住，虽然代价是数千民夫的性命和沿岸数十座士族庄园的毁灭，但黄河的水势终究稳住了。
消息传回长安一片肃然。
太极殿的朝会上，李承乾听着奏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知道，这半个月里，河南道的鲜血染红了黄河，也染红了他的龙袍。
“暴君”的名头，已经随着流民的口、士族的怨、甚至朝臣的窃窃私语，传遍了大唐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太子为了保新政，杀了整整一个县的人。
有人说，他连赈灾都要用刀子逼着百姓干活，比隋炀帝都要残暴。
甚至朝堂不少百官都在叹息：“太子殿下这是在用血养新政，可血养的东西，终究是要反噬的。”
甘露殿里，李世民听到这些消息时，正在临摹《兰亭集序》。笔锋一顿，一滴墨落在纸上，晕开一个丑陋的黑点。
“他是怕了。”
李世民放下笔，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怕这场洪水冲垮他的新政，怕那些旧势力趁机反扑，所以才用最狠的法子立威。”
“可他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今天怕他的刀，明天就会恨他的刀，等到恨够了，刀就护不住他了。”
但无论朝野如何议论，皇权的威严终究在这场血腥镇压中达到了顶峰。
五姓七望的家兵被屠戮后，再也没人敢公开质疑新政。
地方上的“软抵抗”彻底消失，州部官吏捧着章程办事时，手心里的汗比以往更多。
就连最偏远的岭南俚人，也听说了河南道的杀戮，入籍的速度陡然加快。
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所有的不满和抵触都暂时蛰伏了下去。
李承乾在东宫的夜里，常常能听到窗外的风声，像是无数冤魂在哭泣。
他案上摆着河南道送来的“赈灾功过簿”，上面写着“斩三千余人，活流民五万”。
他知道这数字背后是怎样的人间地狱，知道“暴君”的名头会跟随自己一生。
但他别无选择，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当新政的根基遭遇天灾和人祸的双重冲击时，除了用最血腥的手段巩固权威，他找不到第二条路。
黄河的水渐渐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的滩涂。
而在这片滩涂之上，新政的框架在血腥的浇灌下，以一种扭曲而坚固的姿态，继续向上生长。
只是所有人都明白，那些被鲜血掩埋的怨怼，那些被暴力压制的矛盾，并没有真正消失。
它们只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着一个能将这看似坚固的皇权，彻底掀翻的机会。
而李承乾，这位一手缔造了铁血秩序的年轻太子，注定要在“暴君”的骂名和“明君”的理想之间，艰难地走下去。
但他不在乎。
伴随着新政的强势，如今李承乾手中的权力已经空前集中。
已经隐约超过了李世民。
有了权力，才是改革之后变法的开始。
李承乾很清楚，工业文明的底线，也要远远高于农业文明的上限。
只有中央集权，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本章完)
新政推行的第六个月，暑气蒸腾的江南与寒风初起的朔方，同时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
地方上的阻力如藤蔓般缠绕上来，勒得新政的推行步履维艰，却终究挡不住皇权这柄快刀的劈砍。
在陇右道的秦州，军户们握着锄头的手仍不习惯捧起账本。
县户部的新吏员是个刚科举出身的年轻人，带着三个书吏挨家挨户核田亩，却被老军户们围在打谷场上。
“我们祖祖辈辈跟着校尉打仗，地是校尉分的，凭什么要你们这些笔杆子来算？”
一个络腮胡军户将锄头顿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校尉说了，这新政是折腾人！”
话音未落，周围便响起一片附和声，有人甚至捡起石块，吓得书吏们脸色发白。
可三日后，秦州城外便来了五百府兵，甲胄在烈日下闪着寒光。
州都尉亲自带着《考绩律》告示，贴在打谷场的老槐树上，声音透过扩音的铜喇叭传遍四野：“太子殿下有令，军户核田，三日内完成，抗命者按‘阻扰新政’论处，轻则杖责，重则流放！”
那带头闹事的络腮胡军户，当天便被捆了去，在州衙门前打了四十大板，鲜血浸透了裤子，围观的军户们噤若寒蝉。
第二日，核田的队伍再进村时，再无人敢拦。
江南道的苏州，阻力藏在温软的吴侬软语里。
当地士族顾氏盘根错节，族长顾彦远是前隋侍郎之子，对着新来的州吏部长笑道：“官爷远道而来，先尝尝洞庭的新茶。”
茶过三巡，却绝口不提拆分族田、分户定税的事。
县户部的账册送上去，总被顾氏的门生以“字迹不清”“格式不对”打回来，一拖便是数日。
消息传到东宫，李承乾的朱批在五日后抵达苏州：“查顾氏隐田三千亩，着即抄没，顾彦远削籍为民，流放岭南。”
钦差带着羽林卫直闯顾府时，顾彦远还在园中抚琴，琴弦猝断的瞬间，府门外已响起铁链拖地的声响。
苏州其他士族见状，连夜将隐匿的田亩账册送到了县户部，再无人敢用“软抵抗”拖延。
岭南道的钦州更显艰难。俚人部落的首领握着牛角酒壶，看着州礼部送来的“劝学馆”章程，只觉得纸上的汉字如天书。
“我们俚人孩子要学打猎，学酿酒，学这些方块字能填饱肚子？”
他将章程扔在火塘里，看着纸页蜷曲成灰烬：“告诉你们的太子，山高皇帝远，别来烦我们。”
可半月后，钦州的州都尉便带着翻译和三百府兵，进驻了最大的俚人村寨。
他们没烧村寨，也没抓人，只是在寨口搭起棚子，将俚人部落隐瞒的户数、开垦的荒地一笔一笔记在木板上，旁边架着的火炮黑洞洞地对着寨门。
“太子殿下说，入籍的俚人免三年赋税，不入籍的，按‘化外之民’论处，部落不得与州县通商。”
翻译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俚人首领看着那些能炸塌山岩的火炮，终究是低下了头，在入籍文书上按了手印。
这些场景，在大唐的疆域上不断上演。
有地方官阳奉阴违，暗地里给士族通风报信，被巡按的谏官查出，当天便被摘了乌纱，枷送长安。
有老吏员熟悉地方猫腻，教唆百姓抗命，被新上任的县部长揪出来，打了三十大板后贬为庶民。
甚至有偏远县的县令，试图效仿前朝“瞒上不瞒下”，将新政章程锁在柜中，却被驿站快马送来的太子手谕惊出冷汗。
手谕上竟连他柜中章程的页码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末尾只写着“三日不推行，自请辞”。
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道理讲不通时，便只能用权力说话。
李承乾的意志通过驿站传遍全国，府兵的甲胄、钦差的令牌、考绩的朱批，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所有阻碍一一勒紧。
地方上的怨声并非没有，江南的童谣里骂“新官比蛇毒”，陇右的军户夜里祈祷“笔杆子烂掉”，岭南的俚人偷偷诅咒“汉字烧手”，可当州部的考绩官带着账册和锁链再次上门时，所有的怨声都只能咽回肚里。
这便是王朝时代的铁律：当最高统治者决心已定，纵有千万阻力，也终将被碾碎在皇权的车轮下。
新政如同一棵移植的大树，根系在地方的抵触中撕裂土壤，带着阵痛扎下去，枝叶却在皇权的浇灌下，顽强地伸向天空。
李承乾坐在东宫的书房里，看着各地呈报的“推行进度表”，上面的朱批越来越密集，每一个“准”字背后，都是无数被强行扭转的旧习惯，和无数不得不低头的头颅。
他知道这过程充满血腥与怨怼，却别无选择。
在这个没有协商机制的时代，要让新政的种子破土而出，唯一的办法，便是用皇权的犁铧，强行在旧土上开出一条新路。
新政的铁犁在旧土上强行剖开的沟壑，终究还是在一场天灾面前显露出了致命的脆弱。
贞观二十一年七月，黄河在河南道滑州段骤然决堤。
浑浊的洪水如脱缰野马，冲垮了新修的河堤，漫过万亩良田，直逼州城。
黄河大水在河南道撕开的口子，很快被长安城的暗流注入了新的内容。
那些被新政削了权柄的五姓七望、关陇勋贵，乃至前朝旧臣，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从蛰伏中浮出水面，将天灾酿成了攻击新政的利刃。
最先发难的是博陵崔氏。
崔氏族长上奏：“臣查得滑州河堤溃决，皆因新政推行后，州工部强令改用‘新法式’筑堤，弃用古法糯米灰浆，改用石灰沙土，说是‘节省工费’。如今洪水一冲便垮，这不是天灾，是人祸！是新政瞎折腾害了百姓！”
荥阳郑氏上奏：“臣闻滑州州吏部长为赶新政‘工程进度考绩’，强征民夫日夜筑堤，民夫累死数十人，剩下的人敢怒不敢言，筑堤时偷工减料，这都是新政的‘考绩律’逼出来的！若依旧制，由刺史统筹，怎会出此纰漏？”
朝堂上炸开了锅。
关陇勋贵里的老臣们跟着摇头叹息，说新政“改得太急，连祖宗传下来的治水法子都扔了。
老御史们则翻出隋末黄河泛滥的旧事，暗指“乱改制度者，必遭天谴”。
这些本是改革中需要调整的细节，此刻却被无限放大，成了“新政祸国”的铁证。
更阴狠的是洛阳李氏。
在流民中散布流言：“太子为了推新政，把治河的钱都拿去养新官了！你们看，州府粮仓里有粮，却被‘新政章程’锁着，太子宁愿看着百姓饿死，也不肯破规矩，这哪是治国，这是要逼反天下！”
流言像洪水一样在流民中蔓延。
那些刚从洪水里逃出来的百姓，饿着肚子听着这些话，再看着州部官吏拿着“救灾流程表”来回扯皮。
怨气自然都撒到了新政头上。有人举着泥巴块砸州衙的牌子，喊着“还我旧官！还我活路！”，场面眼看就要失控。
长安城里的暗流也在加速涌动。
各地消息涌入东宫。
“五姓七望在河北道召集了家兵，说是‘防备流民作乱’，实则……恐有异动。”
房玄龄则捧着各地送来的“灾情奏报”，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民怨沸腾”“请暂停新政”，连一些推行新政的官员，也在奏报里隐晦地提“望殿下暂息雷霆，以安民心”。
太极宫内。
李世民面色阴沉，眉头紧锁望着窗外的雨，叹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子用刀子逼着船改道，如今船要翻了，再不改弦更张，怕是要连人带船沉进黄河里。”
东宫里。
李承乾神色冷峻。
他知道，这些势力根本不在乎洪水，不在乎流民死活，他们只想借这场天灾，把新政彻底掀翻。
黄河决堤不过是个引子，他们要的是让天下人相信：新政就是灾祸的根源，只有废掉新政，恢复旧制，才能平息天怒人怨。
李承乾看着案上的“救灾章程”，上面的每一条都写着“按制执行”“分级负责”，此刻却显得格外刺眼。
执行制度的是人，当大多数人想要推诿拖延，再好的制度不能落地，那都是空谈。
李承乾很清楚，他不能退。
没有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
一旦退了这一步，那些蛰伏的势力就会像洪水一样扑上来，将他苦心经营的新政撕得粉碎。
好在，辽东十万兵马，早已经抵达长安。
“文忠。”
“臣在。”
李承乾的声音中带着冰冷的杀意：“传孤太子教令。”
“命侯君集为河南道行军大总管，皇长孙李象为副总管，领步骑三万，即刻开赴河南道。”
“传令，凡囤积粮草、阻碍放粮者，斩！”
“凡散布流言、煽动民变者，斩！”
“凡治河不力、推诿塞责者，斩！”
三道“斩”令，如三道惊雷，劈开了河南道的混乱。
侯君集带着三万铁甲骑兵抵达滑州时，黄河的洪水尚未退去，州城外的流民已聚集到数万人，眼看就要冲垮城门。
侯君集没有喊话，只是按太子教令，在城外筑起三座高台。
第一座高台上，绑着的是那个坚持“按章程审核灾情”延误了一日的州吏部长。
侯君集亲自挥刀，人头落地的瞬间，流民的喧哗声戛然而止。
第二座高台上，绑着的是散布“太子囤粮害民”流言的洛阳李氏家奴，连同背后主使的李氏支脉族长，一并腰斩示众。
鲜血染红了高台，也染红了流民眼中的恐惧。
第三座高台上，堆放着从崔氏、郑氏等士族庄园抄没的粮草，侯君集命士兵当众拆封，用大锅熬成米粥，插着“皇恩浩荡”的旗帜分发给流民。
没有按新政的“三级审批”，没有繁琐的“领取登记”，只凭着刀光剑影，让饥饿的百姓第一次在灾荒中尝到了朝廷的“恩赐”。
与此同时，李象带着五千骑兵，直扑那些“防备流民作乱”的河北道士族家兵。
五姓七望的庄园外，厮杀声连日不绝。博陵崔氏的家兵刚列阵，就被骑兵冲得粉碎；荥阳郑氏的坞堡被火炮轰开缺口。
堡内的私兵被屠戮殆尽。
李象在战报里只写了八个字：“顽抗者，鸡犬不留。”
血腥的镇压迅速奏效。
州部粮仓的锁被斧头劈开，粮食如流水般涌向灾区。
工部的匠人带着征调的民夫，日夜不停地抢修河堤。
那些喊着“还我旧制”的流民，在目睹了高台的杀戮和米粥的分发后，只剩下沉默的吞咽声。
治理水患的效率也因这场铁腕而变得惊人。
侯君集不管什么“县工部征调流程”，直接派兵征用士族的石料场、木材坊，谁敢阻拦就地处决。
数万民夫在刀枪的监督下跳进浑浊的黄河，用沙袋、沉船、甚至活人，也就是那些被定为“阻碍者”的囚犯堵住决堤口。
这很侯君集。
半个月后，决堤的口子终于被堵住，虽然代价是数千民夫的性命和沿岸数十座士族庄园的毁灭，但黄河的水势终究稳住了。
消息传回长安一片肃然。
太极殿的朝会上，李承乾听着奏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知道，这半个月里，河南道的鲜血染红了黄河，也染红了他的龙袍。
“暴君”的名头，已经随着流民的口、士族的怨、甚至朝臣的窃窃私语，传遍了大唐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太子为了保新政，杀了整整一个县的人。
有人说，他连赈灾都要用刀子逼着百姓干活，比隋炀帝都要残暴。
甚至朝堂不少百官都在叹息：“太子殿下这是在用血养新政，可血养的东西，终究是要反噬的。”
甘露殿里，李世民听到这些消息时，正在临摹《兰亭集序》。笔锋一顿，一滴墨落在纸上，晕开一个丑陋的黑点。
“他是怕了。”
李世民放下笔，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怕这场洪水冲垮他的新政，怕那些旧势力趁机反扑，所以才用最狠的法子立威。”
“可他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今天怕他的刀，明天就会恨他的刀，等到恨够了，刀就护不住他了。”
但无论朝野如何议论，皇权的威严终究在这场血腥镇压中达到了顶峰。
五姓七望的家兵被屠戮后，再也没人敢公开质疑新政。
地方上的“软抵抗”彻底消失，州部官吏捧着章程办事时，手心里的汗比以往更多。
就连最偏远的岭南俚人，也听说了河南道的杀戮，入籍的速度陡然加快。
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所有的不满和抵触都暂时蛰伏了下去。
李承乾在东宫的夜里，常常能听到窗外的风声，像是无数冤魂在哭泣。
他案上摆着河南道送来的“赈灾功过簿”，上面写着“斩三千余人，活流民五万”。
他知道这数字背后是怎样的人间地狱，知道“暴君”的名头会跟随自己一生。
但他别无选择，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当新政的根基遭遇天灾和人祸的双重冲击时，除了用最血腥的手段巩固权威，他找不到第二条路。
黄河的水渐渐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的滩涂。
而在这片滩涂之上，新政的框架在血腥的浇灌下，以一种扭曲而坚固的姿态，继续向上生长。
只是所有人都明白，那些被鲜血掩埋的怨怼，那些被暴力压制的矛盾，并没有真正消失。
它们只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着一个能将这看似坚固的皇权，彻底掀翻的机会。
而李承乾，这位一手缔造了铁血秩序的年轻太子，注定要在“暴君”的骂名和“明君”的理想之间，艰难地走下去。
但他不在乎。
伴随着新政的强势，如今李承乾手中的权力已经空前集中。
已经隐约超过了李世民。
有了权力，才是改革之后变法的开始。
李承乾很清楚，工业文明的底线，也要远远高于农业文明的上限。
只有中央集权，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本章完)